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佛教的中道思想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中道思想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体现了佛教根本的思维特征,也表现为一种重要的实践伦理规范。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中道思想贯穿了佛教的历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获得新的蕴涵,表现出佛教思想的开放性和深切的现实关照。中道思想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理念相符契,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意义、伦理实践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方面。     

内部的酝酿: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之原因

一直以来,青年在马来西亚佛教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在弘法、文化、慈善、培训等方面,马来西亚佛教都有青年的踪迹.独立前的各种准备,尤其从“民间佛教”进展至“知识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的基石.之后,佛教界对青年的重视、佛教团体的大量成立、佛教领袖的付出等原因,让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从萌芽到发展.最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的成立,让此项宗教运动达到一个巅峰.本文探讨了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的内部原因.     

佛教生命伦理的仪式表达

佛教内含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仪式和典籍等都是其表达方式。佛教仪式与佛教典籍在表达义理时形式不同:典籍以文字为载体,强调对佛教教义进行哲理和学理的思考;仪式以表演为途径,侧重对佛教教义的感悟和体验。正是仪式的过渡性和过程性使得信众从典籍中学习到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实践到日常生活中。     

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举政策的改变为研究中心

［摘要］从李治和武则天伊始，唐王朝专尚进士科，所试内容亦渐弃原来的试策和儒家经义，转而以诗赋为主。初唐中后期新出现的这一国家用人政策，导致了唐朝主流文化的大转变；流风所煽，中国佛教亦从士族宗教而转变为平民信仰，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就此拉开帷幕。     

中国佛教义学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佛教义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以及基于佛教本位的翻译、诠释、讲说与造论,其真正的开展始于明确佛教本位之时,即从格义佛教走出之时。这意味古代中国佛教义学可分为明确佛教本位的初期确立阶段、学派并起的全面开展阶段以及宗派成立的最终成熟阶段。从中唐后进入衰退与萧条阶段,其间只有不多的短暂复兴。到现代,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普世、强劲的传播,现代佛教义学从明确佛教义学的性质与原则出发开始初创,出现了欧阳竟无、释太虚、释印顺等大师,为佛教义学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晚清民国时期三大政治运动对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学术界认为,近现代佛教、道教与过去相比处于衰落的状态,但是,对于佛教、道教衰落的原因却缺乏具体的分析。本文认为,晚清和民国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废庙办学运动、反宗教运动相继而来,绵延近百年,从思想观念到行动,形成了不利于佛教、道教生存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对佛教、道教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相比较而言,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状况好,僧尼人数和信徒人数多,社会动员力量强大,这三大运动对佛教的影响小,对道教的影响却很大,直接危及到道教的生存,严重伤及道教的元气,是道教在近现代衰落的重要原因。     

"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

白居易对佛教的皈依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年对佛教的初步接触与认识到因生活变迁而对佛教产生深刻的体认,从而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加以实践并指导人生.贬谪江州是此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对大乘佛理的深入领悟和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使白居易将自己的活动融合到居士生活中并最终成为香山居士.本文认为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交不仅反映了白氏对大乘佛教的思想选择,也是白氏思想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清代词学与佛义禅理

以佛义禅理论词是清代词学的特殊现象。明代以前,佛家对词体持排斥态度。清代词学家借禅宗表现新的词学观念,用禅宗范畴对一些词学命题进行新的阐释,或借禅境喻词境,另辟蹊径以探寻古今词人词作的艺术意蕴。佛义禅理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唐传奇之“感应母题”与佛经故事

＂感应母题＂是中外文学共有的文化母题。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史记载中便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从印度传入的大量佛经及民间故事中也蕴含了这一母题。佛经＂感应＂故事所具有的印度神话的夸张性、荒诞性、神异性及虚幻性对唐传奇小说母题起到了很大的触媒作用。此外,佛教＂感应母题＂所宣扬的果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有机融合,亦极大地催化了＂感应母题＂的风靡。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      

论中国佛教史上的"梁唐之异"与"南北之殊"

论文以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理论差异为特例,分析了中国佛学从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理论分歧到隋唐时期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佛学理论自身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取向的选择,也表明了这种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分不开的.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

通过对我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出现的传承宗师名录的考证,证明这两部仪轨最后一位传承宗师就是明代早期著名国师、曾多次出使西番的智光。由此可以确定,这两部原本以为是元代译本的藏密仪轨实际上出自明代,译者莎南屹啰当是明代的一位大译师。这一发现可以重新改写元、明两代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的历史。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原以为是元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明代的作品,明代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从数量上超过了元朝。这说明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中断,曾深得蒙古皇帝青睐的萨思迦派喇嘛于明代依然十分活跃,其所传"道果法"在明代传播之广远甚于前朝。由印度、西番僧及其汉人弟子组成的所谓"西域僧团"曾经是明代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僧伽组织,对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宋山东《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研究

《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有重要史料价值，记载该寺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暨敕差住持制最终定制的过程，反映教团内部矛盾重重，但部分僧人在有限权力范围内试图改革创新；朝廷对佛教管理更制度化和官僚化；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以诗证史，可见当时政教关系总体发展良好。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李纯甫佛学思想初探

李纯甫是金代著名佛学家,主张三教合一,佛学为主。以李纯甫现存著述为主要研究内容,并结合耶律楚才等人的著述,从自报自得的因果论;淡化空有对立,强调自性空寂的空观;不离世间法的出世法;尊异求同,三教合一等四个方面对李纯甫的佛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