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视野中的胡人形象

唐五代"胡人识宝"故事中的胡人形象,受唐代任侠风气的影响,充满了侠义精神。胡人是他者,是输出者,而国人则是接受者。胡商的进入,是一种异质文化的输入。唐人将这些舶来品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加工,使这些形象成为"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其中"情感因素是胜过客观因素的。"[1]因此,唐人笔下的胡人是作家个体及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参军戏与胡乐补论

在“参军戏原为胡部乐”这一观点的基础，对参军戏与钟馗、参军戏与祆教等的关系问题再作探讨，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其一，参军这一脚色的扮相受到钟馗形象的影响，由于钟馗染有胡俗，这就可以推断出参军戏具有胡乐的渊源；其二，凡有参军戏演出及有钟馗出现之处，每每就有祆教因素的存在，说明参军戏与胡人宗教火祆教之间有着某些内在联系。     

参军戏与胡乐考

古代戏剧史上著名的参军戏在其流行和演出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乐书》记载唐《胡部乐》中有参军戏，因此这一戏剧应属于胡部；其二，严格意义上的参军戏最早出于石赵，流行于后齐，都是深染胡俗、信奉祆教的国家；其三，参军戏的演员多为胡人乐官或胡人乐官的后裔；其四，参军戏表演中的歌曲、舞蹈多为胡人乐舞。在以上观照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参军戏原出胡乐的新观点。     

北朝胡人土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本文分析了北朝胡人士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认为胡人士族形成于北魏时期,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从根本上割断了拓跋鲜卑旧有的氏族血缘间的联系.文章最后指出,胡人士族在形成后即迅速汉士族化,到北朝末期,已融入汉人士族集团.     

泼水节溯源与传播小考

泼水节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民族的传统节日。该节之缘起,应从"泼寒胡戏"说起,它是古代伊朗即波斯民众为庆贺甘雨降而凶旱退的一种传统仪式,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中原地方。传入西南的途径也许是经印度、缅甸而至滇南。     

西域胡乐流播与北齐诗风的转变

西域胡乐在北齐末期大盛，乐工、帝王、士人不仅熟习胡乐，且复创制胡乐新声。此现象背后隐藏着统治者以胡乐为纽带而兴起政治上胡化的用心，其直接结果是用胡人作大臣，汉族士人被排斥于国家权力核心之外。相应地，这一时期文人的政治热情消歇，诗歌多抒发伤情，语言刻画趋于细腻精工，与风骨遒劲、语言富赡的魏齐之际的诗风形成明显反差。     

背景型、参照型和沟通型--唐人传奇中胡人形象类型分析

唐人传奇小说的胡人形象别有意味.如果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则可将这些胡人形象按其在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分为三种类型:背景型、参照型和沟通型.这三类胡人形象对传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作意好奇"的文人又使胡人形象发生转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从而塑造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形象.     

北齐时代的西域胡戎乐东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西域胡戎乐为北齐朝野狂热迷恋而广为传播。高齐帝王集团既有着对西域胡戎乐情出天然的喜爱,又有着以推崇西域胡戎乐为纽带而崇胡抑汉、用胡人做大臣,以维系鲜卑皇权的政治用心。士人多以西域胡戎乐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其中和士开、祖珽以西域胡戎乐得宠并干预朝政,加速了北齐衰亡的步伐。     

“胡”字词义考

"胡"字词义非常复杂.本文从"胡"字与名词、动词的组合关系,探讨"胡"字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地区义的语源,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胡"字的词义与词性.并对有些词典认为"胡"是副词,释为"随意乱来"观点进行了讨论.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     

史前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之变迁

华北平原是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经进入农业社会。在史前几千年的历史中,华北平原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以粟、黍为主,兼有稻,发展到中期的以粟为主,多品种出现;再到晚期的粟稻并重、五谷形成。总的趋势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元。     

探析中国模式提出的历史背景

中国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时逐渐形成，扭转了国际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从正面回应了苏东剧变后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终极归宿的重大理论问题，这是世界历史的伟大奇迹，这样，相较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经毫无异议地形成了自己的特有模式。中国模式的提出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西部大开发：融资制约及其对策

西部大开发实施四年多来,西部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西部的大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西部地区的投融资发展落后是使得西部地区的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稳定而长期的融资渠道是使西部大开发这一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可持续进行和落到实处的关键之所在。本文重点对解决西部大开发中的融资渠道问题做出探讨。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演变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产物，历经中俄、中苏、中国与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漫长谈判，最终得以解决。由于清朝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失误，使得问题复杂化。虽然中吉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此问题时不时被拿来用作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反华、排华的招牌。     

辛亥革命与民初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第一次,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民国初年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     

探索与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之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外交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其道路虽历经坎坷但却成就卓著。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引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目益走向成熟,并面向未来,关注国际社会发展,提倡和谐。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必将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缺陷及完善——以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为例

可口可乐并购汇源受到商务部审查并被否决,此案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第一个经营者集中被否决的案件,具有示范性意义。该案反映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见证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发展与反垄断法理论的丰富,并暴露出我国《反垄断法》存在的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亟待出台。     

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其演变趋势——学习十六大报告关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的思考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利用国外的直接投资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促进关系,而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线性关系不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具有替代效应,但总体表现为显著的互补效应和相互促进关系,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今后,随着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将从互相促进的关系演变为一种相互融合的关系。     

美欧关系与欧盟对华军售解禁

欧盟自2003年起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法国和德国。法德等支持欧盟解禁的国家认为,该项禁令阻碍了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欧中更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形成。美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它声称,解禁会破坏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努力,也会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尤其是台海局势的稳定。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暴露了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在欧盟解禁问题上施压并获成功的事实表明,现阶段,美国有能力阻止欧盟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此,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度初步评估

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大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容低估。自1996年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大豆进口量逐年递增,高对外依存度使中国大豆产业安全状况令人关注。运用主成份分析法,选取国内环境、国际竞争力、对外依存度三个一级指标,对中国大豆产业安全状况进行初步评估。结果显示,1996—1999年中国大豆产业的安全度全部为正值,中国大豆产业处于安全状态;除2002年外,2000—2010年中国大豆产业的安全度全部为负值,中国大豆产业处于不安全状态,2009年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度达到最低点为-1.91,2010年有所缓和为-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