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融合——从舒芜、钱理群的研究看周作人传统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长期解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常发生融合现象,研究者主动去发现、照亮研究对象,同时又被所阐释的对象潜移默化,这个过程是意义的产生、流转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的形成、接续过程。本文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浅析周作人传统的生成与价值所在。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20世纪20年代,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等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小学语文教科书由“综合知识”编写模式转向“儿童文学”编写模式。周作入将儿童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关联起来,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周作人的民间文化情怀——以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为中心

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1980年代以来周作人思想研究统计分析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对周作人的思想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首先,在统计信息中经鉴别剔除了一些伪信息,确认有效信息的范围。其次,在论文发表时间分布、作者、刊物、内容主题等四个方面对1980年代后周作人思想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了统计,对研究所面临的诸种难度所导致的研究中的泛化、零散化倾向做出了分析,认为开辟研究新角度以及对周作人的某些重要论文进行细读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突破。最后,简要反思了该统计分析方法的一些弊端,并藉此简单的做了点补充。     

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

本文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思想研究、散文研究、民俗研究、翻译研究、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等几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周作人研究者。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

在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中,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周作人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史撰写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题发表讲演,该演讲以研究的心态,以叙事明理为目的,最早以史的形式论述日本文学,在事实上开启了我国学界的日本文学史撰构。他所提出并强调的通过文化的角度认识域外国家和民族,在认识的过程中须着眼于该种文化与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不同等方面的观念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方法论意义。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苏轼佚诗考论

从史料、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看,苏轼虔州诗--<访田辟未遇>、<九十九曲水>2首,<全宋诗>和<苏轼诗集>失收,实为佚诗;苏轼的度州诗可能还不止这些,进一步发掘并补订苏轼虔州诗,对全面认识苏轼中晚年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宋代文化,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积极的意义.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民国前期,傅增湘三任教育总长,这一时期的教育部相对而言最为稳定。他一方面近承范源濂执政思路,在用人及施政上延续已有局面,保证了教育部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远绍蔡元培余绪,任内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商讨民国教育发展大计,并据此修正和完善各项教育法规,把教育部施政水平推进到新的阶段。傅增湘三次任期内教育部的种种作为,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家的思考——以钱基博、钱基厚为例

无锡人钱基博、钱基厚是一对孪生兄弟,钱基博传道授业,著述等身;钱基厚服务桑梓,从政地方.在其盛年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都成就斐然好评如潮.尤其是钱基厚,因为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无锡的岗位,所以无锡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钱孙卿先生的.然而当今两人的知名度却有着天壤之异,这种反差值得解读和思考.本文通过两兄弟人生之路的梳理,期望学界对地方政治家有新的认识与评价.     

男儿泪——从忆人散文看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的情理世界

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三位著名的散文家都有过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他们通过忆人散文将这种痛苦表达出来,使读者感到了他们精神生活的丰富;然而,由于他们人生境遇、性格等方面的不同,又呈现了不同的散文品格。将三者进行梳理比较,可以窥见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情。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民国初年政治报刊的共和想象及其纷争——以《民立报》为例

近代中国政治报刊以"主义"的宣传为己任,强化"喉舌"的身份意识。民国以降,以《民立报》为代表的政治报刊却呈现出"去政党化"的潮流,寻求独立的身份认同,以共和原理而不是政党意志介入政治纷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的激进党人则抵制《民立报》的共和范式,并就政治报刊与政党的理论关系展开激烈论战。随着"二次革命"的发生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革命党内逐步确立不能容忍异己的政治文化,党报宣传强调绝对服从党义、纪律和领袖权威,报刊的党性原则得以再次确立。由于革命意识形态和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双重挤压,以《民立报》《甲寅》为代表的政论报刊,或重返革命,或迅速停刊,揭示出逻辑说理的报刊范式在民初的挫折。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中国政治报刊很快集体拥抱激进,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     

民国临城劫车案的报刊舆论研究

临城劫车案的突然爆发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各界爱国知识分子以报刊为主要阵地,对临城劫车案进行了系统的报道、宣传与分析,并以时评、杂论的形式鼓舞民众的反抗精神。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报刊舆论极力批判北京政府派系斗争不已、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的政治状态,并就如何治匪深入探讨,以贡献方案来干预国家政治,为国家稳定和人民疾苦而疾呼。与此同时,报刊舆论还针对列强铁路国际共管的方案、各种惩罚和赔款要求,及其觊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野心进行强烈地谴责。通过临案可以窥探,报刊舆论在中国内政和外交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增强。     

民国时期的中国医疗保障探研

虽然以社会医疗保险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但之前传统的医疗保障制度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出现。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有助于认识中国医疗保障观念和政策的沿革,对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