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刍议——以林森为个案

对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较棘手的问题。文章认为不应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 ,并作为评价民国人物的唯一标准 ,而是应该与评价古代近代人物一样 ,根据其是否有益于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 ,是否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 ,以及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个人社会实践的道德品质作综合考察     

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多维研究——以沪宁杭城市人力车夫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沪宁杭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充当苦力,人力车夫是城市苦力的代表。本文从城市化角度揭示人力车夫的时代背景,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折射人力车夫的整体形象,进而凸显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中学教师的薪俸实况探析(1927—1937)

1927年至1937年间,湖北地区中学教师的实际薪俸因存在办学性质、地区差异等方面的差别,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公立中学教师的薪俸一般远高于私立中学,但却随着湖北财政状况的变化经历了较大的起伏；私立中学教师的薪俸虽少于公立中学,但起伏较小.此外,中学教师的实际薪俸还存在着地区之间的差异,省城地区的中学教师薪俸,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民国城市灾害及官方应对机制探析——以1928—1937年的南京火灾为例

1928至1937年的南京火灾具有发生频繁,危害严重,在时间分布上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特点。究其原因,既与南京城市的气象等自然因素有关,更是市民防火意识淡薄,城市建筑不良,城市消防能力低下等人为因素合力作用的后果。当局为此采取了诸如提高市民消防意识,整顿消防组织,规范城市建筑防火要求,严格火灾救护程序,救济灾民,法究火头等一整套措施积极予以应对。但是,因财力拮据,制度执行不力,市政建设难于短期内根本改观,成效往往十分有限。南京火灾总体上依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俨然已成为当时南京城市安全的最重要威胁之一。     

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中心的考察

休闲生活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申报》广告为我们透视当时上海的休闲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的杭报娼妓书写,建构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娼妓形象.杭州政府的治娼行动缘于其铲除社会阴暗面、展现政权尊严的理念.同时,地方政权具体采取何种治娼模式,则受多种因素影响.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国族观念下近代中国构建女性审美的艰难(1927—1937)

近代以来,处于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追逐张力下的中国女性身体,被广泛关注。1927—1937年民国各大报刊,进行了一场女性审美标准的大讨论。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所构建的健康美,成为衡量女性美的一种标准。然而,面对舶来化妆品的汹涌而来,健康美的推广显得相当艰难。     

略论民国时期山西救灾立法与实践——以1927至1930年救灾活动为例

民国时期(1911~1949)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救灾立法是当时立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27至1930年中国北方各地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各省为了应对灾害,减少灾害损失,积极开展救灾立法工作,颁布了一系列救灾法规条例,并在实施上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存在着突出的历史局限性,但其经验与教训仍对于当代救灾立法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2 0余年 ,是中外教育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本文全面梳理了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以及外国来华教育人士的基本情况、活动内容及特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交流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论城市形象建设与城市品牌战略创新——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品牌战略研究

当代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前期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竞争和城市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重组正在开始 ,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城市形象建设和城市核心力的构建是中国所有城市共同的任务。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化 ,城市间新的竞争正在开始 ,历史曾证明 :有的城市衰落了 ,有的城市兴起了 ,有的城市正以全新的面貌表现为可持续发展的势态。构建城市核心竞争力 ,是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城市品牌和“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角度 ,分析论证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以推动城市的永续发展     

论城市形象建设与城市品牌战略创新——南京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品牌战略研究

当代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前期，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竞争和城市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重组正在开始，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城市形象建设和城市核心力的构建是中国所有城市共同的任务。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深化，城市间新的竞争正在开始，历史曾证明有的城市衰落了，有的城市兴起了，有的城市正以全新的面貌表现为可持续发展的势态。构建城市核心竞争力，是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城市品牌和“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角度，分析论证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以推动城市的永续发展。     

见证历史:当代中国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南京城市60年的六大跨越

建国60年,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突飞猛进,南京社会变迁个案是当代中国大城市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生动体现,城市经济体制、居民生活、社会保障、城市建设、都市文化、治理方式实现的六大跨越,具体验证了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     

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

192 7年至 1 93 7年 ,南京国民政府举借大量内债。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 ,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 ,还应该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 ;应当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 ,把该时期经国民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也要从债权方的角度出发 ,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此外 ,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这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 ,同样是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的需要。在掌握史料和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 ,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 ,同时也有助于对 1 92 7年至 1 93 7年的某些重大问题 ,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封闭:中国近代城市现代化困境的症结——以扬州为个案

盐商消费集团的解体 ,传统交通优势的丧失 ,是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缓慢的物化缘由 ;政府权力运作的“否定”,陈旧的保守意识的阻碍 ,则是其更为深层的话语     

论近代济南城市工业的兴迁及其特点(1904-1937)

以开埠通商为契机,济南城市现代工业得以萌生和发展,适于1937年,逐渐形成了现代机器工业分布较为集中的纺织、面粉、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化工、电力和建材等几个行业;近代济南城市工业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深入探讨这些特点,有助于将济南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研究推向精细化和精致化.     

佛教现代化背景下戒律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一场争论入手,运用大量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戒律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佛教戒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环境进行整顿,方可契理契机,妥善解决。     

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及其特色(1897-1937)

1897年至1937年,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依次经历了德租时期的奠基阶段、日据时期的转型阶段和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主政时期的整合阶段。青岛也由一个传统的封建小市镇跃身成为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城市。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历程、统治政策等原因,与中国其它沿江、沿海城市相比,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发展轨迹迥然不同,因而特色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