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明史

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史)的认知与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中国的“春秋话语”,是孔子撰写《春秋》,从历史叙述和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同样，西方的话语权，也是从撰写世界文明史中确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对东方文明的贬低，还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正式提出了“轴心时期”这一话语，都是在文明史的叙述和阐释中展开和形成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重大命题，是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重写文明史: 为何重写, 如何重写? ( 笔谈续)

本期笔谈刊载四位海外学者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讨论成果, 作者分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 ( David Damrosch), 美国 《比较文学评论》主编、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 ( Thomas O. BeeBee), 印度海德拉巴外国语大学教授伊普希塔·茜达 ( Ipshita Chanda),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王斌华。 多元的学术背景为相关讨论带来了全球多元视角 体现出通过 重写文明史 超越单一文明史观 在平等互鉴、 对话、 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 总体来说, 大卫·达姆罗什和托马斯·比比代表了欧美学者对于 _“ 欧洲中心主义_” 的警觉和反思。 在大卫·达姆罗什的 《论文明史的书写历史》 中, 他追溯了在 _“ 欧洲中心主义_” 之外的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史书写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在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运动的源起和现状。 关于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达姆罗什认为 _“‘ 后_’ 的前缀表明欧洲中心主义仍然存在_”, 但在文明史书写实践中 _“ 不再是对 _‘ 西方文明本质论_’ 不加反思的展现_”。 同时, 他也提出 _“ 单数文明、 复数文明、 文化?_” 的问题, 认为即使 _“ 文明的概念被复数化, 它往往偏向持久的延续性, 通常以一些大国为中心_”, 因此认为 _“ 谈论单个和区域的 _‘ 文化_’ 可能比笼统的 _‘ 文明_’ 更好_”。 托马斯·比比的 《世界史的重写: 从世界文学史书写谈起》, 则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回溯和反思, 探讨文明、 历史与 _“ 世界文学_” 的深层关联。 他认为 _“ 文明_” 这一概念 _“ 既可以指文化成就的总和, 又可以指贯穿各文化领域的某种本质特征_”, 这两层意义上的文明内涵都见于 世纪的英语材料, 与 _“ 文学_” 一词的兴起相吻合, 因此通过 _“ 文学史_” 反思 _“ 文明史_” 是可行且必需的路径。 在对 19 世纪和 21 世纪的四部文学史著的评析中, 我们能够看到文明史如何影响到世界文学的内容呈现和秩序建构。 伊普希塔·茜达的 《多元伦理主义下重写文学史何以可能?》 表现出印度学者对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震撼和理解。 在文章的篇首, 茜达就表达了她的 _“ 震惊_”: _“ 没有一部世界史或文明史是用梵语、 巴利语或任何一种印度语写成的, 而这些语言都为印度地域政治空间中宪法认可的现代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_”。 这既是一种事实, 也体现出印度对于历史、 文明和世界理解的传统: _“ 世界是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 一个相互联系的人文世界, 而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缘政治的范畴_”。 因此, 她开明宗义地陈述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 _“ 印度观点_”: _“ 要以一种关系性的而非确定性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共有的这一世界_”。 王斌华是英国利兹大学的华人教授, 这种跨国身份让他更关注文明交流和互鉴中 _“ 文化翻译_” 的重要作用。 在 《文明互鉴中文化翻译的关键作用》 中, 他回溯了鸠摩罗什、 玄奘及林语堂等翻译家的文化翻译活动对于中华文化自身繁荣和世界传播的重要作用, 并就文明互鉴之要义、 途径和践行者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文明互鉴和国际交流意识、 专业翻译人才的缺乏, 是中国学术 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重要原因。 四位海外学者的讨论再一次证明了 _“ 重写文明史_” 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首先, 身处 _“ 欧洲中心主义_” 漩涡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建构多元文明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最新思考和书写实践, 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其次, 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 不同地区对于 _“ 世界_{” “} 文明_” 和 _“ 历史_” 的认知存在差异, 如何让多元文化资源融入 _“ 重新文明史_” 讨论和实践, 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挖掘的话题。 最后, 就中国学术解决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问题来说, 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具体措施上, 都需要有充分的思考、 实际的举措和切实的学术实践。     

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

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国提出增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主张,旨在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明交流互鉴主张源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世界交往理论和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揭示了文明演进规律。文明交流互鉴应遵循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相互包容、创新发展的基本原理,追求平等、多元、开放、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实际行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增加更多确定性与希望。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行动说明,多样文明可以和谐共生,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的出路。     

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历久弥坚。中阿关系史既是一部和平、友善的交往史,也是一部超越隔阂的文明互鉴史,更是一部伟大精神的构筑史、传承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蕴藏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同理念,相互欣赏各自的价值取向。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备诸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人间大道。深入准确理解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全球价值观和文明观,进一步促进中阿关系。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国的社会实践和不同发展路径的探索、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也需各国深入沟通对话,进而采取共同行动。因此,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共同价值”已发展成为人类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朝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努力。     

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与价值意蕴：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探析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世界多元文明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在生成逻辑层面，它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为理论之源，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为实践之基，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为文化之脉，以西方文明治理模式式微为现实之思。在本质内涵层面，它主张文明是多彩的，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是平等的，应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是包容的，应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是发展的，应以文明交融超越文明偏见。在价值意蕴层面，它有助于尊重不同文明道路选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文明互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1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共同性危机亟需各国秉承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理念加以应对。文明互鉴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实现人心相通,从而为最低限度和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提供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支撑,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成为制约文明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障碍。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在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它的提出紧扣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彰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国智慧。从理论逻辑看,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认知参照,推动着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从历史逻辑看,它顺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基底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演变;从实践逻辑看,它注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培育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机制。澄清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对于理解如何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变革全球治理秩序大有裨益。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在意蕴、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国际环境滋生了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文化"排异"反应，"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时有发生。对此，应积极进行深入的对外文明交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了解，互相吸收各文明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让其"走出去"，把外国优秀文明"迎进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深刻认识"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之内在意蕴。极力彰显新时代"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价值。积极推进新时代"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并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之实践进路。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使中外文明以交流实现互鉴、以互鉴促进发展，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优秀文明"迎进来"，推进世界各国文明深度交流交融，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新时代世界文明观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考察了世界历史下各文明体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世界文明观。习近平立足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基本立场,围绕世界文明的相处之道和发展之道,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世界文明观;他科学把握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变化,从全球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出发,审视信息文明的发展带给世界文明的机遇和挑战,从全球治理的视野提出世界文明的全球融合是历史大势。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思路,指出开放包容是人类文明的相处之道,合作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发展之策,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对于“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文明发展之问,习近平给出了中国答案,那就是,在文明融会通达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全世界人民共创一个和谐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