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重构":对城市社会"终极实在"的追寻——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例

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建设无疑是一次在"共同体的重构"方面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它不仅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而且还推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的有效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城市新型共同体,社会复合主体仍有着一些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系统分化、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     

近代河南社会凝聚性的流失分析

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社会凝聚性的构建,不同的社会有自己不同的凝聚特征.社会认同、社会构成、凝聚方式等生成了河南社会凝聚性的传统形态.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河南社会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地方权力结构变化、农村社会对外部压力剧烈回应.这些变化不断解构着地方社会,河南的社会凝聚性不断流失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社会凝聚性的重构通过革命的方式得以实现.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从公共空间看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和公共空间的弱化并存。其典型表现就是基层社会组织的松散和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公共空间弱化是农村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和体现,并进一步对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公共空间的重构着手,研究农村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建设。     

中国社会资本的重构

社会资本是联结经济与社会的中介物。在微观上 ,它是个体间传递信息、建立信任、交易合作的一种非正式制度 ;在宏观上 ,它是信用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资本的重构在本质上是社会信用的重构。而立基于私有产权、法治制度、适度管制和现代社团之上 ,重构中国的社会资本 ,并由此推动信用社会的建立 ,实现“强社会”与“强经济”的协调、共同发展 ,是当前中国宏观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我国社会转型期公共管理学的价值与需求分析

明确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公共管理学的价值与需求,对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水平与学科发展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采用比较和回溯研究方法对不同社会时期中外公共管理学价值与需求的发展变化进行追本溯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公共管理学发展现状提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共管理学的价值与需求。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在有限授权和外生性自治的逻辑下,中国的社区建设始终维系着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变化的逻辑结果,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就是要改革政府管理的体制,通过公共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管理手段绩效化,在政府机构内部分散权威,重新划定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的权限和角色,从而达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和社会团结的根本目标。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中国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应超越行政本位主义的运作方式,通过行政权威体系自上而下的授权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增权形成参与式的管理模式,变有限的授权为普遍的授权,变外生性自治为内生性自治,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传媒公共性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各种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开始突显,群体事件频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出现断裂性、自反性和风险性。在这样的风险社会语境下,作为社会重要子系统的传媒,其所负有的公共应然性研究逐渐纳入理论界视野。文章从公共性概念出发,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传媒公共性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并试图从制度领域,社会建构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等四个方面提出重构媒介公共性途径。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集体认同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基础研究

理论层面看,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之一在于中间社会以及其承载的集体认同的强大.实践层面看,集体认同的重构正是我国社会管理生态变化的现实需求.“单位认同”削弱之后,“集体认同”呈现多元化、发散式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并没有培养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集体认同模式,社会呈现失范状态.而在转型期重构新的“集体认同”,应当拓展公共空间,挖掘新的集体认同资源,多层次、多侧面推进集体认同模式的转化,同时促进公共精神的孵化.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公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共精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现实境遇与生存方式,为公民社会在古老东方国度的发育与生成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前提。然而公民社会离不开公共精神的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决定了儒家传统人伦法则无法引申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价值范式,因此契约精神不仅是当代中国公共理性的具体承载,而且具有独特的现代性意义。它一方面仰仗公平正义性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吁求主体内在向度的心性价值重构。     

社会公正六题——防止中国社会天平的倾斜

社会需要公正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更加需要公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弱势化趋向 ;一些精英群体之间开始出现利益结盟的迹象。这些 ,已经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形成了挑战 ,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一个社会只有提倡“增富减贫” ,才能走出“劫富济贫”和“劫贫济富”的困境 ;一个社会只有做到“增富减贫” ,才能实现富裕群体利益增益与弱势群体处境改善的同步化。另外 ,正确理顺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 ,以民生的基本问题为公共投入的重点 ,对于实现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 ,对于促成中国社会持续而健康的发展 ,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均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公共组织发展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社会结构演变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即权力分散化和社会的分化 ,从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而迟缓发展的社会公共组织功能的错位 ,使新的社会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角度论述了加快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要性 ,并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类型与功能进行了分析论证。     

中国特色社会立法的战略地位与体系特征

2010年是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元年,标志中国进入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时代。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立法框架成为国家立法议程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本文简要界定社会立法内涵外延与基本涵义,从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角度界定社会立法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概述现代社会立法在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分析其体系性特征。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尤其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建成的宏观制度背景下,社会立法成为中国国家立法议程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社会立法在国家立法议程中的战略性优先地位明显。现代社会立法具有价值观化、政治化、争议性、社会福利理论为基础、福利财政化、经济利益化、社会性、福利性与生活福利化、伦理道德化、文化化、立法过程曲折漫长、专业性、发展变化性、立法社会影响广泛深远等14个体系性特征。如何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妥善合理处理政策与法律关系,强化社会立法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出现了社会原子化动向.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疏松化、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等方面.在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的情形下,社会工作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欲发挥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努力开展社会创新,通过社会改革完成对社会的修复,实现社会公共性构造的转换.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合化及其社会后果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层不分化、分化、合化、分化的交替进程,影响阶层分化、合化的三个自变量分别是资源特性、组织权力与公共权力。资源特性、组织权力在自发运作的市场中导致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具有必然性,公共权力则具有选择性。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强力资源拥有阶层兼组织权力阶层结盟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有发展但是不稳定;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弱力资源拥有阶层结盟时,阶层合化出现,社会稳定但是不发展。要使社会既稳定又发展,阶层之间应该既分化又公正,公共权力阶层应该是不自由的,受制约于各个阶层并代表各个阶层。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要构成,它与法治国家、社会管理法治、社会法治国等范畴相关但不相同。建设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夯基固本,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是对人情社会的反思重构和对公共理性的培育与提升,有助于弥合转型中国的社会共识。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