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视角:胡风的作家人格论

当人们从长期的批判与遗忘中苏醒过来,再次面对胡风的文艺体系时,除了使用近年来出现的“主体住”这一模糊概念来描述胡风理论外,更多的是重复传统思维中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概念,把胡风理论规范为“心理的现实主义“或”深层的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无论是摆脱了机构观念的“主体性”,还是经过“心理”、“深层”修饰限定过的“现实主义”,都仅仅部分地接触到胡风理论的内核。因为,“主体性”具有两重性,既指个体主体性,即人格自我的主体性,又内含区别于自然客观物质性的社会整体主体性,所以根本无法与侧重“主观精神”的作家个体人格论的胡风理论取得契合;而“现实主义”则是一种无限延伸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胡风文学理论的独特意义

今天,讨论“感受”的发掘与提升之于中国文学思想建设的价值,我以为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重新梳理和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胡风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左联”时期到抗战年代对国内文坛的密切关注,特别是对青年作家创作的持续的充满热忱的关注,从“两个口号”的著名论争到介入“民族形式”的热烈讨论,从“主观战斗精神”的阐发到“三十万言书”,胡风一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活动,可以说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一…     

启蒙主义: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点

本文通过分析“主观战斗精神”、民族形式、大众化、创作题材与胡风文艺启蒙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胡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既非“主观战斗精神”,也非“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是贯穿于其整个文艺活动的文艺启蒙观念,正是这种文艺启蒙观念造成了胡风文艺理论的全部异质性。     

关于胡风的外国文学批评

胡风对外国现实主义文学,表现了很主动的批评热情.胡风一生理论成就的取得当然有许多因素,但对外国现实主义的学习、吸收、尤其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理论与艺术经验的吸纳是重要方面.从写作形式看,这类批评采用了比较灵活自由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很随和的评介式,侧重介绍、叙述、说明,属于理论探讨的成分比较少;有时采用作品分析的方法,是更加本色的批评方式;有时以专题论文形式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进行评说,他们的文学实践经验构成了胡风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成为他从事理论思考、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源泉和动力,其批评角度是仰视型的,贯彻着"主观战斗精神",同时有较高的审美水平,--这是由胡风强大的审美人格力量决定的.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胡风文艺思想剖析

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文学理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胡风　反对现实主义只是反对某种概念化的表达方式，并不反对现实主义本身。胡风与左翼作家的　不同是方法论的而不是世界观的。比较而言，胡风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　持有保留态度。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的理论创新品格

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拒绝用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性原则去阐释文艺问题,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与实践观点,从对感性直观、主观精神、搏斗等概念的论述入手,强调了创作实践在文艺活动中的作用,创立了以“主客体互动”为中心范畴的理论模式。同时论述了与创作有关的创作对象、知识分子和人民问题。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胡风派文学思想的现代主义色彩及其启蒙性

胡风以及在他影响下形成的七月派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不但继承了鲁迅的遗风,而且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胡风及其同道者以带有明显的尼采式的主观战斗精神来抵御和抗击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精神奴役.他们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披肝沥胆、坚忍不拔的追求,不但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来深化和提升中国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而且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从而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取向提供了极其罕见的心智和艺术营养.     

胡风的话语方式

在上世纪40年代的言说语境中,胡风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欧化白话文。胡风的白话文欧化在词汇、文法和叙事三个层面上铺展,又在具体的文本中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果把胡风的欧化白话文放置到现代白话文生长过程中,可以看出它继承了“五四”的白话文写作和启蒙主义的精神,继承了鲁迅“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这些直接构成了胡风欧化白话文的精神后援,欧化白话文的话语方式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就成了“胡风话语”。     

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成仿吾曾被称为"抡板斧"的文学批评家,其激情贯注的批评文字,带有鲜明的"左"的倾向,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宗派色彩。一方面是他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直率坦诚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在文学本体论上,他认同"表现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又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理论提倡上,他推崇批评的同情与公正,但在批评实践中又不时流露出宗派情绪,表现出思想的丰富与驳杂。而逆向思维与辩驳式的鉴赏习惯又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同凡响,其色彩鲜明的批评文体与激情澎湃的人格魅力相得益彰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     

黄药眠的“生活实践”文艺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黄药眠冲破了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倾向,提出了"生活实践"论的文艺观.他认为美的对象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立场去显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不同,对统一各个对象的美的判断也就不同.黄药眠在谈到自然美的时候,并不承认有单纯的自然美,认为文学描写自然形象的时候,常常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的是人的境界,人的感觉和理想.民族传统也是客观存在,是美与艺术的第二根源,是使美成为美的深层原因.在注重文艺的客观性同时,他强调"作家个人的具体感受"、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创作心理",认为时代的和阶级的东西是不能直接宣讲出来的,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全部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才能进行创造.他意识到单一的认识论,即"存在-意识"的二项关系式,不能解决全部文学问题,而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论和价值论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更具有阐释力,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在“清云”与“泥淖”之间——试论汪■祺小说的“存在”取向和内涵

汪澎饔凶抛跃醯拇嬖谝馐?其人其文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文学观念上明净、和谐与痛苦、矛盾并存;创作上交织着田园、性灵与苦难、悲愁等争执抗辩的多样声音;而贯注其中的则是以大地为依托的或而高蹈或而沉重的生命精神。这一切,构筑了作家挣扎在“清云”与“泥淖”之间的“存在的历史”。     

一个具有悖论情结的文艺思想家 --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厨川白村是一个有着"悖论"情结的文艺思想家,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始终贯穿的是他的文艺"情绪主观"论,但是,我们在阅读他的文章中还能看到,他在强调这一文艺主张的同时,仍然是将"时代精神"作为文艺的背景,并且对此做了详尽而周密地阐述。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郭保林散文创作论

郭保林是有成就、有个性的散文家,也是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创作追求的散文家。他的文体自觉表现在对散文理论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更表现在他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探索散文的艺术形式,守成创新,不离其宗。他以自觉的艺术实践丰富了散文范式,为散文艺术发展辟径开路,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郭保林鄙视文坛上的低迷颓败之风,拒绝纠缠鸡毛蒜皮的小悲欢,他要创造具有史诗般品格和浪漫主义精神的散文世界,创造浓墨重彩、瑰丽凝重的散文世界。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