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社庙恋歌探源

<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描写了先民于"社"地举行祭祀祈望农业丰收的同时,亦进行祷告人类自身繁衍的奉祀活动,并最终用"会男女"的形式得以落实.祭社逐渐成为民众欢聚的一个节日,社庙也由神圣的宗教场所发展为男女青年的恋爱狂欢之地.     

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

先秦两汉时期的社祭活动,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在西周时期,社祭活动由官方主导,既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礼制,也是维护贵族统治的有力工具,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自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官方对社蔡的控制力减弱,而民间社祭活动却不断发展,社祭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逐渐淡化,社会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到了汉代,社祭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实现了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     

上古的人牲报祭与相关文学事象--古代中国和以色列宗教祭祀文学之比较

古代中国和以色列的宗教文学中都有以人牲报祭神灵的文学事象。中国上古杀俘祭社的文学事象先期保存在《诗经》中 ,这与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而形成的社神崇拜密切相关。《诗经》对杀俘祭社作了正面描写 ,对杀俘祭社持肯定态度。而到了《左传》中 ,杀俘祭社成为负面事象 ,遭到作者和当时士人的批判 ,反映了人本思想的抬头 ,人的生命受到重视。与此相应 ,《诗经》和《左传》对杀俘祭社场面的描写有详略之别。古代以色列宗教文学也有以人牲报答神灵的祭祀事象 ,神灵的施舍和以人牲祭祀报答遵循对等的原则 ,对于用人牲进行祭祀的情节有详尽的叙述。古代中国和以色列与人牲报祭相关联的文学事象体现出一致的人神交往原则 ,同时又有明显的差异 ,二者所用人牲的来源不同 ,作品格调不同 ,同类题材作品的演变趋势也迥然有别。     

中国古代军旅文化探源

军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上古时期军人集团的产生,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军旅文化得以孕育。黄帝时期,图腾符号以鼓乐的形式广泛传播,对军心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古时期的"干戚之舞",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教化功能;先秦时期,《诗三百》中关于战争的诗篇,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主题和战争动员的气氛。中国古代军旅文化在其发生阶段,已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军事智慧和战争观。     

韩琦与韩王庙

韩琦是北宋仁宋、英宗、神宗三朝重臣, 由于他在处理北宋内政上的突出贡献以及抵御外患的赫赫战功,先后被封为魏国公和魏郡王 。安阳老城内建立了韩王庙,其正殿为元代重建。像这样为纪念 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名人建造的祠堂,在全国也为数不多。据最新研究,韩琦是我国原国家名 誉主席宋庆龄的直系祖先。韩王庙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与春社关系探析

本文以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为研究对象,从名称与时间、祭祀神主和主题、祭祀场所与类型、祭祀仪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田社"与传统春社的关系。认为"田社"习俗是传统春社在青海汉族民间社会结合祭祖仪式的演化和变迁。     

词源学视野下的上古教育文化

教育是人类传播和积累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手段,它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汉字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词源学角度出发,通过汉字的形音义构形组合探求蕴藏于其中的上古汉民族教育文化深层内涵。     

上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考察上古文献中第二人称代词的称数,比较它们的发展变化,我们就会发现：第二人称碟词在殷商时期的卜辞中极少出现,＂汝＂、＂乃＂表示单数,＂尔＂为复数。西周时期,＂女（汝）＂、＂乃＂、＂尔＂、＂若＂可表示单数和复数,＂而＂、＂戎＂为单数。春秋时期,＂尔＂、＂女（汝）＂可表示单数和复数,＂乃＂、＂而＂只表示单数。战国时期,＂女（汝）＂、＂尔＂、＂若＂可表示单数和复数,＂而＂、＂乃＂基本为单数。秦至汉初,＂若＂、＂女（汝）＂可表示单数和复数,＂而＂、＂乃＂、＂尔＂只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汝（女）＂、＂尔＂、＂若＂、＂而＂可表示单数和复数,＂乃＂为单数。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考察上古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比较它们的发展变化,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殷商时期我为复数,余朕为单数。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表示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一样,是余(予)、朕、、吾、台,我单复数同形。战国至西汉,吾、我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但表示单数的频率大大超过了表复数的频率;余(予)、朕只能表示单数。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数的表达方式,就是吾侪、吾曹、吾属的使用,这是我所没有的。秦至汉初时,吾后仍然可以加属、等、众构成吾属、吾等、吾众等词语表示复数。秦至汉初,出现了一例指称复数时也可以有形式上标志的我侪。西汉中晚期,我后跟属、曹等复数形式标志的例子增多。     

中国上古的人口文学

中国的人口文学经历了从人口文艺到人口文学再到人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人口文艺起源于上古 ,它在原始生殖崇拜的宗教和哲学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周代在生殖大典和“男女会”基础上形成了以始祖之歌、多妻之歌、多子之歌和男女会情歌为代表的人口文学 ;在汉代 ,生殖神圣的思想成为《国风》情歌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准则 ,汉儒在人类学视野下形成了以《毛诗序》为代表的人口文学批评学。在人口学和人类学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上古人口文学和人口文学批评学 ,成为人类文学中的宝贵篇章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公祭”现象与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近两年,“公祭”成为社会重要流行词,并很快风行全国。公祭的直接危害：一是劳民伤财,二是助长奢华之风,三是助长形式主义。因此,必须从严控制公祭,切实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要从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加强公务员的德性培育、重视组织改革、推进政务公开、完善行政伦理监督等方面,积极探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试论上古时期“乐”的政治表达功能

我国上古时期的乐,是一种集诗歌、音乐及舞蹈为一体的复杂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表达政治意见的重要功能,是其时重要的政治语言之一。它的政治表达功能可以归纳为政治评论、参政语言、政治沟通及风教百姓等四个方面,涉及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平级交流等多个层面。乐的政治表达功能,是我国上古时期乐文化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的假象寓意信古崇圣和卜筮迷信

假象寓意是《周易》主要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理数是: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比附推理;信古崇圣是《周易》主要的思维定势,这一定势是儒家文化造成的;对《周易》假象寓意、信古崇圣中包含的神秘主义的放大,是卜筮迷信越数千年而不绝的直接原因。     

河北涉县地区女娲信仰圈的形成

信仰圈的形成是某一大神在一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标志,也是俗民神灵信仰的组织结构方式。女娲是涉县地区的主神。涉县全境存在着大小不同的以“社”为单位的祭祀女娲的组织,具备了信仰圈形成的五个基本要素,最终以中皇山娲皇宫为核心形成了女娲信仰圈。女娲信仰圈的存在说明女娲自古至今在当地对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影响,百姓最终将女娲看作是“天地全神”。     

古希腊城邦经济研究

古希腊城邦经济产生于公元前8－4世纪，城邦间的政体独立，经济贸易的自由发展，使希腊境内的各城邦相继产生采掘业、农牧业、地产业、造船业和手工业等等，随着海上商路的四通八达，也出现了银钱交5换业。独特的人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构架，使各城邦的奴隶、平民、工商奴隶主共同创造了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西和乞巧古俗唱词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西和乞巧古俗中的唱词作为女性话语的表征,是历代西和广大劳动妇女的心声,也是西和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较全面地表现着女性对生活价值认同的策略,是女性关注自身命运的言语符号,是女性话语权力独特的实现方式.可以说,乞巧古俗中流传下来的大量唱词是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是寄寓女性精神愿望的重要手段,对研究这一特定地域独有的历史文化内蕴具有一定的价值.     

唐代民间私社的基本功能

唐代民间私社除了具有与官社相同的社祭功能之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四项基本功能,包括丧葬互助、水利管理、宗教活动以及其他经济互助,从而使民间私社具有更为广阔的组织基础和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成为唐代乡村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