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人社团民事主体资格刍论

“非法人社团”是除法人与自然人之外的民事活动的主体的一种,但在我国其民事主体地位一直未得到民法的承认。本文从立法现状、理论研究现状和研究价值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非法人社团”的研究情况。着重论述了非法人社团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可能性,通过对理论障碍和制度障碍的排除,论证了非法人社团应该成为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律准入制度研究

随着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影响的不断加剧,为促进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抑制和减轻其消极负面影响,我国应设立境外明确的非政府组织准入制度.该制度应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许可制、半登记制和放任制中选择适合我国的模式,在准入领域方面也要有具体的规定.     

非法人组织的困境及其法律地位

非法人组织大量地客观存在 ,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事实上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然而传统民法并不承认非法人组织具有法律人格。赋予非法人组织享有法律人格 ,独立地参与民事交往和诉讼活动 ,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权要求。在民事立法上 ,适宜创立“次法人”制度 ,确立其在经营中的有限责任和破产后成员无限责任的承担机制。     

浅谈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规制问题

非政府组织是一种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组织。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立法还存在许多空白，应尽快加以完善。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需求与供给——制度变迁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方式,其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原因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加以考察。当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制度需求源于固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释放出足够的空间以使社会中新的潜在收益得以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政府或者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和个人就产生了打破原有制度均衡,实现制度创新,以实现这些潜在收益。而法律秩序和政府态度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原有制度安排、以及国际社会因素的存在则构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条件。     

非政府组织:兴起背景与功能解读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勃兴孕育在西方国家政治空间转换的历史逻辑中;从中国现实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空间转换的结果之一.非政府组织的生机与活力正是缘于其非政府、非营利或准政府、准营利的"中间组织"的特性.另外,非政府组织作为中间组织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缓冲"与"创新"的两大社会角色.     

浅论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理论渊源

全球化进展带来了世界广泛而紧密地联系,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也是全球化的一个体现.对非政府组织理论渊源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当前全球公共社会事务领域的变革与发展,对引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经济学解释

由于非政府组织（NGO）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解释NGO兴起的原因,并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建立了NGO相关经济学理论,包括公共物品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志愿主义理论等。这些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西方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NGO兴起的原因。研究表明,NGO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其具备以下特征：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需求;能够追求集体利益;能够提升正外部性而降低负外部性;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具有较大的弹性。可见,NGO之所以能够产生并继续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因此,政府应该重视NGO的发展。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虽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发展,也得到<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肯定,但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效仍不明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环保NGO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对NGO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NGO也没有用尽现有的法律资源.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国家给NGO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NGO也应当积极用尽法律资源参与环境保护,以提高公众参与的力度和水平.     

向非法人组织捐赠研究

"非法人组织"与"捐赠"这两个概念在我国民法学理论界讨论颇丰,对其涵义、法律地位以及性质等各家各派莫衷一是,难成定论。而将它们结合成一个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很广阔的讨论空间。文章将尝试就这个论题展开分析与探索。     

我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及政策选择

尽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放松规制乃至取消规制的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成为世界潮流,但半个世纪以来,规制非但没有被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对于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规制是否多余?针对日益复杂化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强化政府规制,还是放松政府规制,抑或取消规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本文初步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内在统一性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有限度的 ,政治意识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同样不可缺少。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要

目前,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已经远远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须全面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产权关系,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由进行土地所有权的交易.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东盟关系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的崛起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文章认为通过和平方式崛起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选择;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外部世界的支持,而东盟将在其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会惠及整个世界,而东盟将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收益。     

论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的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延续,是来自中国朝野上下的一种原生型力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三个概念的内核基本上一致。但崛起并非唾手可得,必须不犯大的错误才有可能。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处理攸关中国崛起进程的中美关系。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同时必须继续韬光养晦。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加速民族复兴的步伐。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的三个误区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在认识与实践中存在误区:一是对户籍制度本质内涵认识模糊,改革重心错位;二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城镇化,不仅不能使户籍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反而扭曲了城镇化的本义;三是改革在力度、步骤选择上没有综合权衡相关制度、政策,以致过分追求速度,急于求成,使改革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心应是对户籍分等特点的剔除,而不仅仅是取消户籍分类;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也不应该是城镇化,人口迁徙自由才是其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改革总体上只能是渐进的。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及变革方向

当前农地产权残缺的直接后果是农户承包权缺乏安全性和排他性,不利于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也不利于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物权法》在农地产权界定上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规定"集体"及"集体成员"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和模糊依然如故,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今后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国有永佃制。     

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

中国崛起为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强国，可以分解为实现完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完全统一两大目标。我们面临着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中国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发展状况及其结果。一方面我们应该把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放在首位，也应该将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放到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善处自己崛起的国际政治后果。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制定出适当的国家崛起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并使二者具有良性的“必要的张力”和互动关系。     

中国崛起的条件:从对外关系角度的讨论

文章从大战略的角度，对“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战略机遇和条件，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台湾问题、中关关系和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崛起关系到中国的基本走向和未来命运，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基本战略机遇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允准性”条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和平崛重在历史性创新。     

改革中国金融管理体制的法学思考

一、中国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 ,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 ,还存在着许多缺陷。随着金融业务向国际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我国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之处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1 .我国金融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金融监管比较薄弱 ,重审批、轻管理 ,监管的内容和方式比较陈旧 ,监管的标准不一 ,主管机关职责、权限不明确 ,造成金融市场秩序的某些混乱。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现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 ;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