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太宗的慎赦思想

唐太宗在位期间赦宥比较慎重,赦宥的次数不多且都赦出有因。唐太宗突出的慎赦思想同他高度的史鉴意识,自觉的法律意识,制法、守法、执法的思想相关,由此确立的完善严格的法律制度和由此形成的整个社会普遍的守法背景,也是太宗期间赦宥较少的深层原因。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犯罪率的下降也是赦宥减少的条件之一。     

《周易》阴阳气论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影响

讨论了《周易》阴阳气论思想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影响 ,认为“精气为物”思想对中医学精气生命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以阴阳论气思想对中医学“脏腑精气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     

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阴阳辩证观

阴阳辩证观在“易——老”哲学系统中占有显著地位 ,它是“易——老”哲学的基础 ,也是其真谛所在。中国民俗文化受“易——老”哲学的影响颇深 ,在其事象里深蕴着或著或微的阴阳民俗事象的辩证思想。本文试图阐述“易——老”哲学的阴阳辩证观之本质内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古太极图中所包含的有关阴阳的民俗文化信息及其应用 ,从而探析阴阳辩证观的本质特点和中国民俗文化脉络的发展 ,把握相关民俗事象的功能与特质     

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哲学基础——谈天人合一及阴阳互换

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它是古代先哲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对于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经验总结,又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在中国古代养生理论中,“天人合一”及“阴阳互换”的哲学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文献、访谈、综述等方法,结合对中国古代养生思想整体观的探析,从“天人合一”及“阴阳互换”的涵义及其发展等方面进行简要概括总结,探讨“天人合一”和“阴阳互换”思想的指导意义,为现代人们养生实践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持。     

晚周时期“阴阳”与“和”范畴的变化发展

“阴阳”与“和”都是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们的影响涉及古代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阴阳学说、“和”的思想,甚至到今天仍在某些科学领域(如中医学基础理论等)占有重要的地位。“阴阳”与“和”范畴最早在晚周时期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含义。研究晚周时期“阴阳”与“和”范畴所经历的变化发展,对于探索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形成的历史路径与逻辑过程,揭示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规律,具有     

浅析唐代赦宥实施的仪式、程序及赦书

赦宥作为特殊的行政手段和法律问题,在古代社会源远流长。赦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固定化和制度化,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和相关法律条文,发展至唐代已有迹可寻,唐代赦宥的实施有着自己的场合和背景,赦宥本身也有类别的区分和相应的赦书格式,     

魏相政治思想初探

魏相是西汉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包括“奉顺阴阳”的顺动思想、“各有常职”的四时政治原则以及重民思想和法先王思想。从整体上讲,他所修持的是一种含有阴阳灾异内容、具有神学倾向的儒家思想。它不仅是当时普遍存在于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也对当时乃至以后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矜恤思想及制度实践述论

矜恤思想是中国古代历来延承的重要思想,对社会稳定及矛盾缓和作用巨大.矜恤思想包含了宽简狱政、赦宥恤恕与省惜刑惩三个方面,并由此衍生了相关制度及实践.但作为对政治及司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指导思想,因为中国古代体制、传统及其工具性的本身,致使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实践影响难逃局限.     

简论阴阳五行说对秦之影响

关于秦代的统治思想,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分别肯定了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秦代的地位和影响。但对阴阳家思想在秦代的地位与影响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就阴阳五行说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对秦的影响,说明阴阳五行思想在秦代统治者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和法家、儒家思想一起,相辅相成,构成秦王朝思想统治体系。1 阴阳二字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已见“阳”字。周代金文中不仅发现“阴”“阳”二字,而且有的将阴阳连在一起使用。阴阳起初是言山、水与太阳之向背关系。《说文》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与阴相反,即是指水之北,山之南。《诗经·大雅·公刘》中说:“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既岗,相其     

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

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其功能在于司法。在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使得唐代赦文在司法功能外,又增加了立法的功能。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走向权力颠峰的背景下出现的。赦文的立法功能此后一直延续,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忏悔母题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 ,懊悔恶行、请求赦恕的忏悔本质 ,绝无隐瞒、真心的忏悔态度和得到赦免的忏悔结果 ,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忏悔这一基督教文化母题为莎剧增添了撼人心弦、发人深省的凝重和忧郁 ,体现出深刻的道德训诲力     

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践行的法律文化空间

恢复性司法源自西方,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尤其是后现代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理念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具有诸多与恢复性司法相契合的元素,如追求无讼和重视调解;同时也具有一些与恢复性司法相悖离的因子,如崇尚重刑和缺乏宽恕,因此,恢复性司法目前在我国践行的法律文化空间有限。以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为指针,着力在我国培育轻刑化和宽容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践行逐渐获得一个较大的法律文化空间,应当是我们理性可行的选择。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行为机制研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视角

文章从梳理我国国家层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出发,提出了未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通过对官员在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的行为选择构建期望效用函数,即申报真实性选择、真实性投票检测、赦免政策下行为和审查部门跟踪调查四种行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析,推导出官员在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的结论,提出制度推行时机在增大腐败惩治概率后方为成熟、面向社会公开财产申报结果、由纪检部门受理审查申报结果和加大违反财产申报规定处罚力度等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策略。     

试析净土宗的善恶观

本文在佛教思想发展的背景下,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系统考察了净土宗的善恶观,确定了净土宗伦理思想的特点。净土宗强调“他力”,同时又主张“佛性本具”,认为善并非源于信仰,不是对于教主的迎合,也不是源于他力对自己罪业的赦免;善来源于于自身之佛性,通过惭愧、忏悔、修行得以显现。在善恶观上,净土宗坚持了佛教立足于人的本怀,从而区别于其他宗教思想。     

情绪行为障碍儿童之同侪接纳与社会互动研究

通过社交关系调查、实地观察和访谈等发现,情绪行为障碍儿童在融合教育中多数未获得同侪的接纳,被拒绝的情况严重,颇显孤独;上课时间内情障儿童在普通班与同侪互动的次数比在资源班多,而下课时间内大部分情障儿童主动参与同侪活动的时间和次数比单独游戏或观看同侪游戏的时间长,次数也较多;情障儿童在同侪行为的示范与同侪压力下可训练出良好的行为模式;而普通班儿童能培养出对问题行为的包容、协助和乐于与情障儿童互动的态度。普通班儿童受情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干扰易形成集体排斥后者的现象,后者则因受到排斥而产生孤独、焦虑、自暴自弃的心理。     

论汉代露布

露布在汉代一般用于某些上呈的奏章或朝廷下达的诏令,它是下达或上呈时将内容公开化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汉代露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用于军事信息的传播,而主要用于时政信息的传播。这些时政信息涉及到皇帝号召公开传布的赦赎令信息和大臣们有关时政的公开意见性信息,如皇帝丧葬礼仪的奏请、大臣在国有大丧时的政治表态及对有关官员的举报和揭露等。元魏以后的露布主要用于军事传播。汉代露布在传播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方式、传播作用等方面与元魏以后的露布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     

近现代西方德育方法论的发展脉络与研究概况

近现代西方德育方法受到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等哲学流派的影响,在哲学观上实现了对传统德育方法的继承、批判与转变,充分体现了对受教育者的尊重、提倡自然的教育、注重世俗化、务实性等特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国家从多个学科角度研究道德教育,形成了各种流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实用主义德育理论、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品格教育运动＂、社会学习模式、认知发展模式、行为主义模式、体谅模式等,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梳理西方近现代道德教育方法发展脉络,分析西方道德教育方法发展的特点及转向,有利于归纳与借鉴西方道德教育方法发展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