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民主与族群冲突:断裂型多族群国家的民主化困局

断裂型多族群国家在自上而下推行选举民主后,形成了事实上的族群性政党竞争制,这种制度不但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整合,反而放大了族裔差异的政治化程度,加剧了族群冲突。本文分析了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民主化转型加剧族群冲突与族群暴力的制度原因和基本机制。在这些国家,只有政治精英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推进国家构建和社会整合,使国家的社会形态从断裂型多族群社会转变到中度分化型社会,并朝低度多样性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断裂的族群结构形态,才具有实行民主的社会条件。     

历史的另一种面相 --潜经回族族群认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运用族群认同理论,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潜经回族历史渊源的歧异本质, 分析了潜经回族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特别是国家及意识形态对族群的建构作用。     

族群身份的论述:石门坎花苗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

探讨了贵州石门坎第一代的花苗知识分子,如何在20世纪面对西方传教士、国民政府和当地的强势族群时,通过教育的途径,建构其族群身份,并从中为花苗族群获取更多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资源和权力.从中反映出族群精英如何在历史中对个人和族群作出抉择的艰难历程,并指出族群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协商和抗争、分化和整合、响应和调适的过程.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本文主要介绍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源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社会学族群关系同化范式、权力—冲突范式,并回顾了人类学领域族群性研究的相关启示。传统的客观特征论与晚近对主观认同的强调构成了族群关系与族群性研究的两种主要的分析框架。晚近的研究,强调在民族国家背景下,考虑资源竞争和权力关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空间、记忆与“他者”:苏南回民村族群认同的建构

文章通过对苏南回民村建筑的变迁与回汉族群边界演变的动态分析,明确了在民族融合的语境下,数百年前的族群特征渐次消失后被重新恢复重构为象征资本,用以招徕游客发展当地经济的情况。这种"自我的他者化"的实践拉近了该村落与国家权力的结构距离,从而博得了一系列的关注与支持。鉴于此,本文一方面从资源竞争理论的视角来揭示国家配给发展性资源的倾向与格局,另一方面就地方刻意强调自己的历史传统、族群性特征、地域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进行的振兴运动加以反思。     

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

族群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评述了西方族群理论的发展历程及中国族群研究的状况,分析了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针对当前我国族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多维的矛盾: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差异

族群进行的＂划界＂行动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精英因应某种利好利用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及族群文化实践而在族群内外展开的族群建构行动。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图瓦人的＂图瓦人＂族群建构肇始于学术精英对其族源的研究以及外界的持续关注,并在族群精英、地方政府以及文化精英等的助推下延伸到了普通大众。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及问卷调查证明：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别、年龄等维度上的层次差异,并因族群建构中去蒙古化乃至试图通过国家层面吁求＂图瓦族＂民族身份的确认而引发了族群内外的多维矛盾。     

学校教育情境中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上):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国家学校教育情境下学生如何建构族群认同感的问题倍受关注。本研究采用日记与文件分析法、访谈法与非参与观察法,剖析影响藏族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的国家政策情境、社区情境与学校情境。研究发现,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国家和学校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而指定的族群认同感,二是学生通过藏族文化符号再现而声称的族群认同感。国家和学校期望学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框架下建构族群认同感,以便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的。     

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以保安族为例

将以保安族为例,尝试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意识发生的变化,并认为民族(minzu)是中国特有的介于传统族群与现代国民身份之间的本土概念."民族"(nation)不是本土概念,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并不具备民族身份(neither nationality nor minzu).这种身份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深入社会,为人们所意识并付诸实践.     

现代性视阈下的族群再理解——基于理论与田野的思考

族群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以挪威人类学家巴特为代表的“边界论”对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有着深刻影响。“边界论”指出,族群不是一种本质化的现象,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与社会过程中理解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生成过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个体能动性的增强,族群认同会在个体人生历程中不断生成,也具有更加多变的特征。由此,在讨论族群问题时,我们需要区分族群的政治维度与社会维度,前者是当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范畴,是相对固定的,后者则呈现自发性、流变性的特点。营造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可以降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族群、族群认同与族群建构论的实践——以两岸客家和当代台湾族群建构为例

本文从族群概念的争鸣入手,以两岸客家和台湾族群的建构为实例,阐释了族群——族群认同——族群建构论这一组密切相关的概念的内涵,在肯定族群建构论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在台湾族群建构过程中建构论被过分夸大的负面影响。     

族群及其未来:我们如何面对——读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

在20世纪的百年中,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族群意识、族群认同、族群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变迁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一方面,族群(民族)问题成为当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另一方面,不同的族群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冲突加剧.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难题,乃至于成为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族群意识町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对族群问题察幽探微,更令人惊异的是伊罗生30年前预言的族群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一一爆发,预言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至于未来的趋势如何发展,则足以引发世人深沉的担忧.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本文主要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     

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

在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认同”(identity)研究成了近几十年来最“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认同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和应用,批评理论也不例外。民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栽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文本和认同共同的祖先等等。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对布努瑶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族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族群关系变迁影响因素的分析(民族社会学连载之二)

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关系演变过程中,其演变的方向、速度以及表现出来的这一变迁的特征,无不受到内部、外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当我们试图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时,应当如何把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理出一个头绪?如何根据当地发展历史与实际社会状况归纳出一个分析这些因素的理论框架?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有什么已有的文献可供参考?根据国内外有关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的文献,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