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以《蜀中高僧记》为例略探唐宋巴蜀佛教兴盛之因

曹学侩<蜀中高僧记>,可谓蜀川"第一佛传".考述<蜀中高僧记>中众多僧师的生卒行迹,可略知自晋至明1300年间巴蜀佛教的发展概况.巴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了近八百年的安定局面,使得经济相对发达,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扶持,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唐宋巴蜀佛教的兴盛.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蜀中名胜记》点校质疑

《蜀中名胜记》,明曹学全撰,曾单独刊行于世,后辑入曹氏所著《蜀中广记》。《四库全书总目》称:《蜀中广记》“搜采宏富……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点校这部古籍,对今后进一步研究四川历史、地理、文化及风俗民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蜀中名胜记》(以下称点校本),为这项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辨误

明人曹学佺编撰的《蜀中名胜记》保存了大量巴蜀文献,但由于编撰时间仓促,他对于一些材料的审核不够精细,故书中存在一些讹误之处。本文就其中四则比较典型的讹误辨正于此:卷八误将崔公辅诗句为李渭作,卷十五误以岑参嵩阳南溪别业为叙州南溪县别业,卷十七误以为白居易诗《涂山寺独游》中的"涂山寺"在巴县涂山,卷二十九误以李峤父李镇恶梓州事迹为苏味道父苏荣事迹。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

巴蜀的文治教化传统及和谐包容、大德云集的佛学环境,为玄奘转益多师、融汇各种文化资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氤氲其间的仙气和灵气,为玄奘静虑精进、专心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居环境.玄奘在成都治学五年并受具足戒,为他成为以唯识为主、综(四敷)名实、兼融百宗、谙习三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奠定了基础.玄奘的译经活动也包含着蜀中法师的奉献.玄奘对巴蜀文化也有重大影响.玄奘在巴蜀百科全书型的文化巨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其译书既是禅宗出现的催生剂,也是巴蜀禅学转型的内在动力.<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各种见闻,深刻影响于巴蜀佛教绘事与石刻艺术.玄奘善于调整政治与佛教的关系,他用宗教适应社会的方法,今天有借鉴意义.     

有关“释道安”的文献记载辨正——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为对象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安和上传》有关道安出家年龄与俗家所在地"常山薄柳"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行政区考量,宜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常山扶柳"为妥;《世说新语》有郗超与道安交往的记载,其"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中的"有待"一词虽源于《庄子》,但其前有"道安答直云",故不必作"形上"的解读,其意为僧人的生活资粮有所"依恃"或"取资";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有关道安南下襄阳的史实可信度高,但"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应作"为慕容暐所逼"。在新野分僧众弘法时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非《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所说"法事难立。"辨析过程并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道安传"与学界相关观点展开商榷。     

读《不真空论》

《不真空论》,是我国姚秦时代的佛教思想家僧肇所写的一篇唯心主义哲学论文。 据《高僧传》记栽,法师僧肇,不知俗姓为何,京兆长安人,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公元三八五年,卒于公元四一四年。幼时家境贫寒,为别人抄书谋生。他博览经史诸子之学,尤其崇尚老庄。常叹老庄文辞华美,而不满意其说之未尽善。后来,他读到佛教经典《维摩经》,击节称赞,以为终生归宿,于是出家投于沙门。当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姑藏这个地方弘扬佛法,慕名投师,在罗什门下为弟子。在罗什主持的译场中,     

有关唐代诗人孙定材料的三则考辨

一、《蜀中广记》的悠谬之言唐诗人孙定,新旧《唐书》、《唐才子传》均无记载。其事迹、作品,见于《唐摭言》、《唐诗纪事》、《全唐诗》及《蜀中广记》等。《唐摭言》卷十云:“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族之子,长于储。定数举矣,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     

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传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

小说是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太平广记》“异僧”类僧传系统传达出宋初佛教与中国古代本土文化相整合的知识内涵。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出对《高僧传》作为佛教僧传经典的解读。同样是奉《高僧传》为僧传经典,《太平广记》在尊崇早期佛教流传人物这点上弱于《太平御览》,但在选录《高僧传》人物方面具有一定的佛学识见。在僧传人物方面,崇尚以神异传教的佛图澄,推崇道宣及其融入中国本土述异观念的感通思想。编纂官的引书收录表现出对文人笔记的一定倾向,“异僧”类收录的隋唐人物除道宣外均来自文人笔记。同时,在承接《高僧传》“神异”类和道宣感通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更多中国本土述异传统,反映了佛教知识信仰下倾民间的趋向。道宣事迹未被《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收录,道宣律学基础中的四分律也不载《太平御览》“戒律”类。李昉、扈蒙等人对道宣的认识似乎主要缘于其佛教感通事迹而不是律学成就。     

敦煌写本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兼论中世佛教行记的情感抒写及其诗笔

敦煌写本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现存有五言诗五首。这些诗歌遣词造句往往有来处可寻,或感物以言志,或缘情而奋藻,大致呈现出中世汉诗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让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得以彰显,另一方面展示出了重要的人文价值。从法显行记、慧生行记相关文献有意于人物情感的抒写,到慧超行记出现五言诗乃至义净类传中诸诗的时代演绎,终使唐代佛教行记的诗笔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中世佛教行记的情感抒写及其诗笔,充分表现出晋唐高僧作为佛教徒、异乡人以及旅行者的普遍情怀,特别昭示出唐代诗歌繁荣的时代现状和积极意义,必然会对以后相关的佛教叙事尤其是西游主题类小说产生重要影响。     

贤妇精神与保守政治——东汉蜀中豪强婚姻对蜀中政治的影响

东汉时期,豪强政治日渐形成,豪强婚姻也成为豪强政治的重要部分。蜀中豪强的婚姻表现出跨郡联姻和贤妇追求的鲜明特征,其中广汉县豪强王氏家族最为典型。王氏家族第四代王商,凭借王氏广泛的婚姻关系和其他素质,实际上成为汉末蜀中豪强的领袖。但是以王商为首的蜀中豪强却由于祖上长期功利化的"贤妇化"婚姻形式的影响,带给蜀中政治以鲜明的"贤妇精神"特质,这导致了蜀中政治的保守,为刘焉父子与刘备相继割据巴蜀提供了土壤。     

《宋高僧传》的文学史料价值

中国佛教，典籍浩繁，宗派林立，僧徒众多，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有僧徒着意搜集遗闻逸事，为这些高僧大德“树碑立传”，籍以弘扬佛法，这就是“僧传”。其中以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最为著名，史称“三增传”。这些僧传既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文学史的宝贵材料，清代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曾利用过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举例来说，《全晋文》卷一百十八桓玄《与释慧远书》、《与桓谦等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和桓…     

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

法显,我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法显以其和邻邦人民交往中,扩大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促进了国际友好交流,为中外人士所称颂。法显以其游记《佛国记》的学术价值,见重于世界学术界。然而,法显是以佛教人物出现的,在当时社会上知道他的人是不多的,官修史传中更不可能多说到他。因此,有关法显生平的资料十分缺乏,他的著作的研究亦受到局限。本文试图对法显及其《佛国记》作点探讨。     

“地藏菩萨”金乔觉及其九华山垂迹考

(一)“地藏菩萨”金乔觉是中唐以来著名于我国江表地区的朝鲜三国时新罗高僧。历来人们都把他推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开山佛祖。关于他的行迹,一些历代文献均有所记载,如历朝《九华山志》、安徽《青阳县志》、宋《高僧传》、明《神圣传》等都专门为他立传。     

方象瑛巴蜀诗文论略

康熙二十二年(1683)闰六月,方象瑛奉命典试四川,留下有关巴蜀的日记、诗歌及游记。日记关于巴蜀的内容主要是巴蜀自然形胜、人文古迹及巴蜀历经战乱后,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情况。巴蜀诗歌则大致可分为写景咏物诗、感时伤乱诗、凭吊怀古诗三类,佳作颇多。方象瑛巴蜀记游文情景理兼具,同为奉命典试四川而遗佳作,后人多将方象瑛《锦官集》与著名诗人王士祯《蜀道集》同列论之。     

早期秦人与巴蜀文明的关系

巴蜀地区存在一些与典型巴蜀文化不同的文明,这些"异质文明"的来源问题成为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考古资料研究证明,巴蜀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与甘青地区的古代文明相关,由于秦人很早就在甘青地区活动,早期秦人可能或多或少对巴蜀文明产生过影响。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甘青地区秦人存在进一步南迁的可能性;二是秦祖蜚廉一族的武装部族特征与巴蜀存在过的"戈基人"相关;三是蜚廉族图腾与蜀中"蚕丛氏"图腾同为虫图腾,二者实为同源;四是蜚廉的石棺葬俗是唯一见于文献记载的,且秦人精湛的冶铜技术,则为巴蜀古文明中大量使用石棺葬提供了佐证。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信仰与史实的统一--慧皎《高僧传》叙事分析

该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慧皎《高僧传》的文学性进行分析,认为慧皎善于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节,运用各种叙事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与单一性。《高僧传》将神异情节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叙事,体现了作者努力使僧传与史传取得平衡,使信仰与史实得到统一的良苦用心。佛教生死观念的特殊性,使《高僧传》叙事存在某种内在的形式规则,主要表现在传中的人物结局往往呈开放式状态,造成了一种与史传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