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结构性通货紧缩的主导因素界定——基于MSVAR 累计脉冲响应

2012—2016年间，我国PPI持续同比负增长走势，CPI则保持正增长，背离分化的结构性通缩特征比较明显，而2019年这种背离分化情况再次呈现。文章通过周期因素、结构因素、货币因素和国际因素四个方面构建出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借助累计脉冲响应分析其原因。研究发现我国结构性通货紧缩的国内主导因素是近些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需求提升比较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工业产生挤压；国际主导因素是美国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的大量资金流入固定投资领域，加剧产能过剩抑制工业价格。宽松的资金环境在推动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后会损害社会资本收益造成资本外流，资本的大量外流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和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货币供应量减少又加剧通缩。      

外资大量流入利弊探析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步伐的加快,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外资流入国,资本表现为净流入。针对外资大量的流入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利与弊进行了分析,认为外资大量流入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有缓解资金不足、加快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等作用;但同时也带来弱化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改变经济结构和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等问题。为此,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扬利抑弊、加强外资流入管理应采取的几点措施。     

资本流入下的宏观效应及政策选择

最近几年,流入我国的资本急剧增加,这是受我国良好经济前景及国内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等因素驱动的原因。资本流入提供了调动既存生产力、刺激投资、引进技术所需的资金,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文章在系统地分析不同性质的资本流入对引资国的宏观效应之后,对我国在外资大幅度流入的政策及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为避免资本流入的不利影响,提出了中国应该来取的政策。     

外资大量流入利弊探析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步伐的加快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外资流入国 ,资本表现为净流入。针对外资大量的流入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利与弊进行了分析 ,认为外资大量流入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的变革 ,有缓解资金不足、加快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等作用 ;但同时也带来弱化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改变经济结构和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等问题。为此 ,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扬利抑弊、加强外资流入管理应采取的几点措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基于外资进入的微观视角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外资流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内需视角重点探讨了行业外资溢出如何影响劳动者收入进而促进国内大循环。借助1998—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文章经验考察了外资流入影响工资差距的水平和垂直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工资差距的水平和垂直效应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业的上下游之间：行业内外资进入虽然会拉大企业间工资差距，但效果不明显；而上下游外资进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更加显著，上游外资溢出对工资差距存在扩大效应，下游外资溢出对工资差距存在缩小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技能结构的改变也会间接影响工资差距。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当下，文章对充分利用外资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资本流入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状况不断恶化,这一赤字的弥补往往要依靠资本的大量流入.而资本的大量流入又会导致经常账户的进一步恶化.大量资金的流入不仅对美国经济,而且会对世界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借助于EVIEWS软件基于美国资本流入对其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以及进一步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作以实证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经济增长：1984～2005

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对于我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从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吸引外资流入，又让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增长。现阶段，我国应该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基于GMM分析的发展中国家税收环境与制度质量以及外国投资的关系研究

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制于国内资本不足而亟需吸收外国资本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近年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文章使用2007至2017年期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结合设计的线性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两步广义矩估量法（GMM）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税收环境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制度质量是否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国家的税收环境吸引力对外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国家的制度质量对税收环境吸引力和外资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以往使用单一税收因素的研究不同，文章使用了包含16种税收因素的税收吸引力指数来评估税收环境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并且证明了国家的制度质量能够有力地调节税收环境吸引力和外资的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分析

西部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分布不均的主要因素来进行分析。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 ,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力成本 ,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 ,交通运输条件 ,政策因素 ,投资促进。外资的大量进入 ,通过增加资本形成 ,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 ,推动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 ,经济的快速增长 ,又将提高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扩大市场的容量 ,并有利于改善外部环境 ,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流入     

面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策略取向

发展中国家要合理引进外资，以国内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尽量消除国际资本流入对其金融稳定的消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支援国内建设，使外资能较好地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需要。     

我国国内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及其互动

两缺口理论较为强调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短缺 ,而我国自 1990年以来 ,存在储蓄富裕同时外资又大量流入 ,因此分析我国FDI的特点 ,实现国内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良性互动便显得很有必要     

扭曲条件下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路径影响的理论分析

假如一国的制度环境较差,会引起国内的扭曲,并吸引投资性的资本流动,造成本国经济的振荡和低增长。以资本流入为例,建立了扭曲背景下资本流动导致不同的增长路径的跨期比较模型。证明了只要本国对扭曲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无论国内要素的供求形势怎样变化,经济总能保持稳定,并会保持在较高增长水平之中,否则经济会无可避免的陷入振荡和低增长的境地。     

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交易规模逐年增加,并于2005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上升到4．3万亿美元,而同时国际短期资本也大量流入我国,特别是隐蔽性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急剧增加,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必然会对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资本与金融项目结构以及外汇储备和国际偿付能力造成影响。因此,逐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将减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冲击,避免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     

FDI与西部产业发展效应

入世后 ,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即 FDI)将发生明显变化 ,外资流入我国将会有较大幅度增加 ,流入西部的外资比重将有所上升 ,对外商在西部地区投资现状的分析表明 ,FDI对西部产业结构将产生明显的客观效应 ,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就业效应。因此 ,西部地区应积极利用 FDI,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游资的形成、危害及解决对策

没有固定的投资领域,以追求高额短期利益为主要目的,可以随时动用的资金,被称为游资。游资又叫短期资本,它是市场经济社会共有的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它一直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与本国的金融体制有关系。比如最近巴西政府采取降低利率、拍卖短期公共债券、对金融机构美元交易数额加以限制等紧急措施,限制外国资本的流入,以缓解大量外资的涌入对本国货币造成的压力和防止游资在巴西进行金融投机。     

热钱流入的途径、规模及影响

2005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冲向6000点高峰，而2008年以来却一泄千里。大量数据表明，中国境内流入的不明用途资本急剧增加。近年来大量热钱流入我国境内，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对我国造成的冲击，关键在于调控流入规模的同时有效地预测其迅速逆转的可能性。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和中国从全球118个国家吸引国际人才流入的宏观数据相匹配，检验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在其来源国OFDI的参与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从国别收入水平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提升企业对高收入国家OFDI参与度，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寻求特征。但是，从行业技术类型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却主要体现在促进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OFDI参与度提升，技术寻求特征并不明显。此外，从企业所有制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在提升内资企业OFDI参与度方面更为有效。基于此，加快构建国际人才网络，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流入所带来的融资信息和资本资源，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新途径。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有效吗?——基于7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此类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7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0—2017年的数据,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对资本流动、汇率、信贷以及外债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在降低FDI流入、抑制有效汇率升值和降低短期外债比重方面效果显著,但也有一些政策会促进有效汇率升值和国内信贷扩张;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在调控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时具有不对称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入管理的有效性大于资本流出;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持续时间通常在1至3年,国际金融局势变化也会导致部分政策效果迥异。因此,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仅可作为相关政策的补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及健全金融市场等,才能维护金融体系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