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理学教学内容的反思与重构

法学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研究的是各种法律现象中带有的普遍性、根本性问题,它既关注法的共同性和一般性,又是一门自洽、独立的学科。中国目前的法理学教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也存在内容庞杂、体系混乱等问题。根据法理学教学的理念和根本特点,我国法理学教材主要应包括法的一般理论、法的价值论、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律与社会四个方面。     

关于元法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文章运用解释性和思辨性的方法,对法律科学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索,努力揭示它们的真实性质及其内在联系。文章认为,法学对自身存在的根据和意义、研究对象和方法、性质和功能等元问题进行研究直接影响法学发展的水平与状态。文章着重分析了法的三种存在形态,区分了整体法的法学与部分法的法学,揭示法学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认为整体法的法学是法世界观的学问,具有入的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特征,具有认识和规范双重功能;认为法学本身已经发展成为由法哲学、法理学和法律学三大门类及其各分支学科构成的结构严密的庞大体系。      

新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学术担当——“全国法理学专题研讨会”综述

法理学必须为部门法立法，为应用法学的发展，为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理性思维的形成，提供基础理论指导。而规范法学恰恰是法理学最正宗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对部门法学最有帮助，最有指导性的，并最终使中国法理学从政治权力依附下摆脱出来。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肇启——基于湖南大学讲义《法理学大纲》的考察

李达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巨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李达于湖南大学任教时所著讲义《法理学大纲》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著作,首次用科学的世界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理学体系。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探索了现实路径。《法理学大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对法理学哲学派、自然派、分析学派、历史学派、比较学派、社会学派等其他学派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李达之前,法理学研究虽初具规模,但多为舶来品的翻译介绍,《法理学大纲》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现实,体现了法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趋势,彰显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与理论自觉。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     

本刊作者简介

1928年生,法理学、宪法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拳副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比较法学会顾问,北京大学宪法学博上生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顾问,     

中国法理学50年的成就和贡献

中国法理学经过５０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成就。这里笔者将法理学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构建了较为严密、完善和科学的法理学学科体系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法理学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其内容和体系是否严密、完善和科学,也是法理学学科研究水平的最直接的反映。因而,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法理学界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探讨,针对传统法学理论学科体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一直在试图对法学理论从名称到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新构建,并形成了目前较为严密、完善和科学的…     

新中国法理学研究进路的三次变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法理学研究一直处于"政""法"二元关系和阶级分析进路之中,法学成为"阶级斗争的科学"。改革开放为中国法理学"决定性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背景下法治观念和权利话语开始兴起,权利本位论成为中国法理学范畴研究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始终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研究格局中,法律移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成为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面向西方、面向传统的典型知识论反应。迈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开始在法学多元竞争格局下不断反思与超越,法理学者清醒认识到,中国法理学既不可能从西方法学原理中移植而来,也不可能从中国经验中直接呈现出来;只有坚持"实践主体性"进路,在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原创理论,以科学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解释和理解中国法的客观事实,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和提炼中国法理。     

论沈家本的法学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他在三十年的法律实践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法学功底。同时，他思想开放，应心学习西方近代法学理论，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他在法的概念、法的起源、法的作用、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学研究方法、法学实践等方面都提出了与中国古代法学有质的区别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对扭转长久以来学术界轻视法学，忽视法学教育的风气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法学的近代化。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下)

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家族女性主义法学初创——基于中国的实践

家族女性主义法学是基于对中国女性问题的长期探讨而提议构建的一个女性主义法学新流派。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是其主要社会关系和场域均围绕家族而展开，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构成了家族女性主义法学之家族化的理论背景的基础。在中国女性家族化的事实或这个独特问题的基础上，家族女性主义法学可为中国女性从家族体系角色中解放出来提供正当性基础，完善中国法律保护女性的法理依据和文化依据，同时使受家族支持的关系正当化和规范化。要实现以上目标，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策略成为必然选择。在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家族化背景的同时，中国女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也可以参考西方由自下而上的女权运动带动立法行为的模式，将女性主义法学理论转变为具有实效的社会规则。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经济分析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立法不经济的情况。尽管刑法学界有很多学者从各方面讨论了本罪的缺陷并对之如何修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大多集中在罪名、犯罪构成、举证责任、刑罚适用等方面,角度单一,鲜有从刑法的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待本罪的不足及完善。换句话说,本罪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从而提高其价值地位,实现刑法效益与刑法公正的统一。     

浅论市场规制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

与传统的部门法相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经济法法理基础相对薄弱。探析经济法的法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人必须努力的方向。本文主要论述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规制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学说,阐明司法能动在市场规制领域应用的功能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市场规制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并不矛盾,司法克制可以理解为对司法能动限度的合理把握。     

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及完善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服务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WTO规则促进中国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同国际接轨.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中国经济法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本质及其功能,必须重新确认经济法的框架体系与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必须迎对高科技时代对中国经济法的挑战.中国加入WTO对经济法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探究

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是西方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近代法哲学的最高成就。黑格尔认为,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法则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本质在于高扬人的自由本性,批判封建专制,实际上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论证。     

法律行为之理念探究

在大陆法系(尤其指德国法系)各国的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中,法律行为又称自治行为,是一个极其抽象却又十分重要的法学概念。它既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一种法律事实,又同时具有法律规范的品格,而这一点总是被法学界所忽视。作为民法学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理念互为表里,前者是外壳,后者则是内核。私法自治原则的贯彻和实践离不开法律行为,同样,法律行为的设立也需要私法自治为其保驾护航。     

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

法律人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强化法律思维过程的讲法说理功能。法学原本与修辞学同根同源,因而我们应该在重视法律解释、推理方法的同时,把法律本身作为修辞论辩的工具。法学研究应该为不断地提升法律论辩、论证能力而作积极的准备,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把法律作为修辞,融推理、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辩方法于一身,把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法学对海商法的方法论意义论略

西方后现代法学在对现代法学解构的基础上倡导法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后现代法学要求人们在解释法律时从多元化视角出发,考查规范的语义,关注规范及个案的语境,追求新的实用主义分析。这给海商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但在海商法研究中,应当注意这些方法论的局限性。     

走出盲人摸象的困局：“法的渊源”概念辨析

“法的渊源”作为法理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却一直在“盲人摸象”的定位困局中挣扎。从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模糊性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概念定位。在当今中国,立法中心主义与司法中心主义之争的“法的渊源”定位,浓缩了大多数概念中存在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中也有对基本问题的共识。在法理学领域,法理学学科的综合性和基础性、法的渊源自身的多维性、单一视角下形成的共识都为综合视角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可以说,法的渊源是法律人作出法律决定时所依据的权威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