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的逻辑——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过程在不同的场域中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在学术场域中,司法过程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在权力场域中,司法过程事实上是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话语斗争,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法官根据特定权力场域的权力关系所利用的一种策略。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必须在司法过程中达到完好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合法性。     

法律程序运作中法律情感的潜入、活化及适用

法律情感在正义指引和自我利益驱使的基础上产生,在法律内外运作中有自身的逻辑,并集中表现在法律程序化的立法、司法、执法各个环节.立法文本中法律情感往往是隐藏在深层结构中的潜入(以《婚姻法》为例)；而在司法场域中法律情感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活化(见杨斌拯救女囚的案例)；执法则由于面临广阔社会时空及复杂人性因素而需要适用符合人心的情感(以“禁放令”和“禁酒令”为例).法律文本诉诸情感的明说、法律适用情感“度”的把握、法律合情性原则的建立,是构建合理合法的法律所必须的.     

“情与法”的法律社会学论析

法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种被称为温暖的诗性正义之烘托,诗性正义成为一种反抗犯罪维护法律正义的强劲力量;诗性正义的情感也需要法律正义来维护,法律不仅对情感有控制作用,而且也有保护或发泄功能.正如理性行动有情感的一面,情感行动也有理性的一面一样,法治之理与人治之情也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司法的中立性取决于情感是否能够保持中立.司法的"情感能量"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可以对司法情感进行检验和加以调控,使之成为"合法之情",使诗性正义显示其积极的能量,以支持司法正义的需要.     

性、死亡和幸福——现代爱情文学场域中的萧红小说

透过意识形态层、空间实践层和现实实践层结构而成的中国现代爱情文学场域,在"爱与性""爱与死""爱与幸福"三个向度对萧红的爱情小说做语境化的、互文性的、历史化的整体性观照后发现,萧红的性爱描写具有雄强的男性化视角、策略和意图;在艰难的审美超越和决绝的审美解构中,以情为命或爱与死的非纽结状态下的人生故事,深藏着情感功能和艺术意志的深度较量;萧红的爱情文学个案,连同现代爱情文学场域的书写实践,将情感逻辑的枢纽共同指向对幸福的渴望和追寻。     

分化与整合:学术"场域"的进化逻辑

作为特定"场域"的学术系统,总是按照分化与整合的逻辑不断进化与发展.以组织上的横向分部、纵向分层为基础,学术场域进而借鉴行会"对外垄断、内部共谋"的机制,维护学术自由和组织自治.不过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学术场域的过度分化,滋生过度自利倾向、诱致学术腐败.为了防止过度分化与自利、持续赢得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学术场域一般会从认识论基础、知识操作规则及社会心理基础等方面寻求整合之道.分化与整合机制有助于保证学术场域相对独立地运行,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调节学术失范.     

司法过程的逻辑与法律技术

本文通过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鲜活个案,考察了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相互作用,从而得出结论:司法裁判与其是追求法律真理,追求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不如说是法官根据特定场域的权力话语所作的策略选择和使选择的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法律技术。     

论规范化量刑视域下舆论与量刑的关系

舆论作为非规范因素因其常与民意混用、舆论监督权的误用、我国刑法对于实质正义的偏好以及被误认为是社会效果好坏判断的关键因素,得以任意穿梭于量刑的规范场域.然而,舆论作用下的量刑,无疑是理性化之治的背离.而且,其亦损害刑事法秩序.因此,应从立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三个层面进行规范化量刑改革.通过填补舆论作用于量刑的法律真空地带...     

中国现代司法的乡村阐释及运作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正义,尤其是在乡土社会表现为一种人情正义和感官正义,乡村的司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与特点。法官的角色不是消极中立,而是积极参与;裁判的依据不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习惯与伦理;裁判的场域不是庄严肃穆的法庭,而是田间地头、炕上开庭;裁判过程不是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而是追求实质的正义。在乡土社会,正式的法律被弱化,法律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在乡土社会得不到广泛的推行。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追求多元的社会治理方式。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论“逻辑”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逻辑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何种地位,与法律体系的特征有重大关系。法学中的确存在"三段论逻辑"这样的逻辑形式,但"三段论逻辑"仅仅是对于法律思维的一种哲学概括,它与现代逻辑学中所谓的"逻辑推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逻辑思维"也不能用于指导法律思维,因为法学中诸如"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不是通过逻辑关系而定义的公理,而是根植于人心的价值理念,因此法学体系归根结底是价值体系而非逻辑体系。     

近二十年中国诗歌场域变迁

随着"社会同质化的消解",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诗歌场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其他时代相区分的某些现象和特质。通过诗歌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等"权力场域"关系变化的分析,可知20年以来的诗歌场域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迁:诗歌场域空间的缩小与诗人的失重感、关于失重的反思和诗歌场域自主性构建的努力以及自主性构建的失败和诗歌场域的江湖化。     

场域复合:转型期返乡青年农民工幸福观的生成机制

幸福观是个体对"幸福"概念的一般理解及由此产生的实践行为取向,其实质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制度场域中与他者互动生成的认知偏好与惯习。转型时期受集体记忆与现实场域双重作用,返乡青年农民工幸福观的生成为前现实域、想象域、镜像域和后现实域四个不同阶段的场域所型塑与重构。青年农民游走于城乡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乡土性与现代性此消彼长、交织存在于返乡青年幸福观的生成场域中。不同场域的复合叠加、乡土性与现代性在各场域的交互作用、自我与他者的内外互动,三者持续的互联耦合,最终促成了返乡青年幸福观的形成与重塑。分析农村返乡青年幸福观的生成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更好地引导其发挥主力作用,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维度。     

监护型控制逻辑下的有效治理——对近三十年国家社团管理政策演变的考察

本文根据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治理策略将自1978年以来政府的社团管理政策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受不同时期改革形势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的社团管理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放任到控制、从以非常规力量管理为主到通过以法律治理为主、管理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监控体制背后则蕴含了一种监护型控制的总体逻辑。但是由于这种逻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域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家所持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立场。通过对国家社团治理策略和背后立场的剖析,本文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即以"生存性智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研究范式。     

马克思对“历史”与“实践”概念的新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场域”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广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与"实践"是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场域"思想对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重新定位,马克思成功"去蔽"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在场与不在场间的出场逻辑之思。"场域"的客观性的四个基本特征由马克思对"历史"的四个基本前提分析所规定,同时使得"场域"的"实践"也具有相应的特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历史"和"实践"概念的新解是理解其哲学革命的关键环节。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界定:场域、人格与观念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可以从场域新形态、人格新样态与法治新价值三个维度予以界定,"生态人"是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的一种重要"人之形象"."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有资格成为法律世界游走的人."生态人"具备主客观认知能力,对法治有其自身独立的理性价值判断,并内化为自我的信仰.     

论作为法律终极价值的幸福

法律是以人为逻辑起点,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和追求的永恒价值,理应成为法律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幸福观念的扑朔迷离与人类文明中的公共领域的萎缩和人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幸福缺位于现代法律价值。作为"幸福"观念的承载:正义、自由、秩序,是现代法律的三大价值,而且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但幸福的替代物之所以是替代物,在于它不可能替代幸福的本体价值功能。所以,幸福本身终极的价值意义最适合作为法律的终极价值。     

论法律信仰形成机制

法律信仰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了法律信仰的主观心理状态和主体行为的客观化过程两个方面。由此,法律信仰形成的机制涉及内生性机制与外生性机制。法律内生性机制是法律信仰形成的根本前提。构建法律信仰形成的内生性机制后,就应当创立相应的外生性机制,使二者相辅相成促使法律信仰形成。但是,在法律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应当考虑政府的法制宣传及守法观念、法的运行中公众的积极参与及守法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转变以及普法教育的实践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社会化传播背景下舆论场的重构

Web2.0时代内容生产的社会化正逐步解构原来的舆论场域,为舆论管理提出新的课题,"两个舆论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受众向互联网世界的迁移和媒体融合进程的加快,舆论割据的局面必将被打破,舆论场域的交融和整合势在必然。当下舆论场存在三大问题:信息场割裂,舆论场对话机制不完善,社交媒体的"信任传播"模式解构传统舆论引导效果。因此,重构舆论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传播理念从政治宣传走向政治传播;鼓励多元主体以平等身份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开对话;构建更加客观真实全面的拟态环境;在舆论管理中建立"受众思维",在争取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引领。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三重逻辑及实现路径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一重要论断。社会活力的解放和增强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解决路径。从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三重逻辑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逻辑的延展。三重逻辑运行的构成要件是:问题、组织、规则、行动、场域。基于社会逻辑自身属性的分析,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实现路径可以从目标定位、发展组织、放宽限制和善的行动四个方面做出解释。     

依法治国,需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破产从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去解释是追求正义、公平、效益;产权的不同归属,对企业破产有不同的选择;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破产边缘,采取债务重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破产,能够寻求破产保护,破产保护是有条件的,有特定的法律规范;关注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在当代,金融这一范畴已经大大超出了"货币资金融通"的含义,是以货币和有价证券为载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体系,法律就是要使该体系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建设、运行并得到保护;有了破产法,要致力于法治,还必须建立利益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