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与新文学的忏悔书写

忏悔是人的深层次精神需求,伟大的文学对此多有精彩的表现.中国新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同类型的忏悔书写,然而由于时代主题的冲击,鲜有能深入人性原罪层面的.张炜作为这一书写样式的后继者,在其写作中作过不少尝试,但仍未超越他的前辈们.这一根本性话题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从侧面揭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缺陷:对人类共同精神遗产的关注不够深入导致写作的浅表化.     

赵健秀的华裔男性书写

如何在美国语境中确立华裔男性的身份建构,这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的思考重点.在重建美国华裔男性形象的过程中,赵健秀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重描写美国华裔中的父子关系,以父子关系来表现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纠葛;二是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主义传统,通过对英雄主义传统的书写,寻找文化归属,确立华裔男性的身份问题.赵健秀和汤亭亭之间,不但是构成了冲突和对话,还具有互补的作用,他们的文学创作,共同书写了华裔在美国语境中的人生轨迹和文化身份.     

神圣爱情的消解与坚守——论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纵观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可以看到一条消解与坚守神圣爱情的线索.从早期表现理想爱情到表现爱情的虚无,直至最后表现对爱情的绝望,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一步步展示了神圣爱情的被消解.同时,作为一位富于责任感的作家,方方从未放弃对神圣爱情的坚守,她在爱情书写中表达着对爱情、生命的终极思索和关怀.     

女性身份的书写与重构——试论当代海外华人女作家的身份书写

身份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这在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漂泊海外的经历使她们对身份有着更多的感受和思考,为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她们徘徊在中西文化边缘,记录着身份转变过程中艰难的心路历程.基于这一共同的创作主题,文章突破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语言界限,分析了三位海外女作家於梨华、汤亭亭和虹影的作品,表明对自我身份的书写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代海外华人女作家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身份书写.     

现代都市的"颓废"书写——穆时英小说创作新论

20世纪30年代,穆时英的都市小说以其对上海洋场颓废生活的独到表现引起了各方关注,成为摩登男女的阅读时尚和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文本.穆时英小说的颓废色彩主要表现在都市的物质空间、消费生活和女体修辞等三个方面.     

英国后殖民作家的流散书写特征

当代英国后殖民作家用英语写作,他们都熟悉英国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双边甚至多边文化综合的优势。他们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站在本民族的立场,描述本民族的生活,用文本的形式来演绎被歪曲的历史并表现出明显的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是通过使用寓言体的叙述形式和对欧洲文学传统的颠覆表现的。同时,他们还表现出对人类共同命运与未来的关注,表现出探索人类文明之旅的努力。     

试论狄金森书写上帝的理性与宗教情结

狄金森诗歌对上帝的书写复杂多变,对上帝的态度似乎也很难廓清.但从她所处的基督教背景和所受的超验主义、启蒙思想影响等方面进行探析,可知狄金森对上帝的书写一方面揭示出了上帝的虚无本质,以及最后审判给人带来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在经历了疯狂的思辨之后,狄金森越来越理性地看待上帝.实际上,她对上帝的复杂情感揭示了人与现实、人与神之间的情感矛盾.狄金森的晚年诗歌所描写的上帝既反映了她的理性,也表现出难以释怀的基督教情结.     

男女有别：朱淑真的纯女性书写

朱淑真是继李清照之后的著名女词人,著有<断肠集>诗词二百余首.由于朱淑真在诗词中真实描写自己的个性、婚姻生活和感情需求,以至被评为不符合传统的道德观,长久以来,不受到重视.从女性书写来看,朱淑真的自我书写是女性真实性情的表现,感情真实,有异于男性词人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儿童虐待的小说书写

近20年来,中国小说对儿童虐待的描述逐渐多了起来,这固然可以看成是对80年代以来媒体对儿童虐待现象不断揭露的某种呼应,但小说的表述更深层的原因是儿童观的转换,其表述方式也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     

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经常在一段特定的、非常态的历史时空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张翎的小说没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也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感受、一种陪衬人物的时隐时现的背景.在表现人性时,严歌苓常将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的关系置于同一时空中,把强势对弱势的侵略、挤压、控制和弱势对强势的反抗、退让、屈从等等非正常关系中人性的扭曲、变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翎的小说却不存在弱势与强势的尖锐对立,她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和普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严歌苓与张翎也分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严歌苓的语言干净、利落、灵动、跳跃,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敏感,充满感性的色彩;张翎的文字平淡柔和、清新典雅、细腻温馨,具有一种古典神韵.     

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

“乡土”既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存在,也是中国人寄托情感的精神性存在.在现代文学时期,故乡作为背离乡土的现代作家童年经验中的重要部分,能充分满足现代作家精神返乡的需要,在作家笔下成为了主要的文学表现题材.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完全绕开自己的故乡,他们以故乡为依托,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大厦.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又和古代作家的怀乡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现代作家是在获得了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之后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再反观故乡的人和事,虽然也对故乡家园含有浓浓的思乡之情,有对亲人的怀恋和对故乡景物、人性人情的赞美,但更多的是对故乡文化的审视与反思.     

市场化年代小说的欲望书写

对生命个体的欲望、灵魂以及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市场化年代小说欲望书写的重要内容。市场化年代小说的欲望书写,有的致力于表现生命个体被欲望漩涡吞没的生命情境,有的表现了个体在灵魂与欲望二元冲突中的生命煎熬,还有的则尝试跳出灵魂与欲望二元冲突的模式,来探寻灵魂与欲望之间更复杂、深刻的关系。     

从抗战题材的书写看萧红对东北作家群的超越

在对抗战题材的话语操作方式上、在对抗战题材的表现宗旨上萧红都采取了与东北作家群所代表的主流作家所不同的表现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避免了救亡主题的表层化与急功近利性,突出了被战争的主流话语所掩盖的女性声音,使其创作具有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共时意义,并拓展了东北作家群乃至整个抗战文学的表现空间,提升了整体创作品格,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     

《我是波西米亚人》的都市书写

<我是波西米亚人>运用简洁的文字,通过对女孩小培成长经历的叙述,细致真实地描摹了居住在上海这个都市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揭开了上海浮华与虚幻的面纱.小说的表现范围虽然有限,却透露出实实在在的有关这个都市,有关这个都市的人的信息.     

城市与女人——王安忆都市书写论

王安忆以女性作为她都市书写的主角,她关注的是都市日常的生活,聚焦的是都市凡俗的女人.王安忆的都市是欲望的释放地,都市里的凡俗女人为实现自我欲望莫不表现出功利务实的一面.王安忆的都市还具有漂泊性,她笔下的都市女人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的生命状态中.     

吴昌硕兰花书写对楚辞美学的接受

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触发了文人画传统的潜力,其兰花书写引用了大量的楚辞意象,所表现的精神气质也颇得骚人遗韵.吴昌硕与屈原都是乱世背景下仕途失意的文人,并将忧国济世情怀融于作品之中,吴昌硕笔下的兰花书写继承了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传统和周游精神,其画作表现出重气不重形、狂草入画、泼墨笔意的艺术特色,笔墨纸张间的郁沉纵横、雄浑...     

赵健秀的华裔男性书写

如何在美国语境中确立华裔男性的身份建构，这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的思考重点。在重建美国华裔男性形象的过程中，赵健秀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重描写美国华裔中的父子关系，以父子关系来表现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纠葛；二是充分刺用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主义传统，通过对英雄主义传统的书写，寻找文化归属，确立华裔男性的身份问题。赵健秀和汤亭亭之间，不但是构成了冲突和对话，还具有互补的作用．他们的文学创作．共同书写了华裔在美国语境中的人生轨迹和文化身份。     

《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

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在对"侠"的建构与创新方面有所着力.它在侠与时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侠的内涵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侠在国家救亡、人种改良方面应有的作为.翻译小说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新小说>中的侠的表现.<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的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新媒体与文学书写

新媒体给文学书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文学话语权的平民回归、文学类型的裂变、文学语言的嬗变与创新等方面。     

人类学视野下的小说仪式书写

人类学家认为不同的仪式行为反映出人类群体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透过对仪式的解读,可以认识到他们的生存习性与文明发展模式。仪式与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表达人类复杂的诉求,触及心灵世界,并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小说中的仪式书写不仅承担着文本对社会现实的"直接表现",还起到了对社会文化"含蓄表现"的作用。仪式书写有多种存在方式,既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又具有文化认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