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什么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

最近,一些人口问题文章对于用什么指标来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总和生育率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贴切的指标,有的文章认为平均生育孩次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等等。究竟什么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合适的指标呢,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也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不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 总和生育率是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育龄妇女各年龄组生育率之和。它说明一个妇女如果按照某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度过她的育龄期,她一生可以生育几个孩子。这是一种假设。但是,总和生育率又是各年龄组妇女实际存在的生育率之和,所以它能够反映一定时期（例如一年）育龄妇女总的生育水平。利用总和生育率可以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至不同国家生育水平的对比分析。例如,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从1952年的6.47下降到1981年的2.63。三十多年来,总和生育率这样大幅度下降,总的来说,说明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婚姻制度、生育观念、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等,都会对人们的生育发生作用。一些特殊的因素,象天灾、战争     

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孩次递进比的计算与调整生育指标的理解

文章就姜全保的商榷订正了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公式,并进一步探讨了生育递进指标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应用。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从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的变动看计划生育的成就

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获得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资料,不仅反映出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就。本文拟就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 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水平的高低,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人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浅谈人口预测中生育率参数的一种处理方法

<正> 人口预测,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指导计划生育工作和加快“四化”建设步伐是十分有利的。人口预测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总和生育率是用横向法来观察某地区某一年(或某一时期)内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总水平的,它等于该时期内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因而它不是反映某地某一个妇女或某一批妇女的平均实际生育数,也不是反映该时期内所有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中国孩次生育概率影响因素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２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有关育龄妇女生育数据和村级社区资料,收集被调查县经济和省的生育政策数据,运用多层次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社区、县级和省级四个层次研究影响农村育龄妇女个体生育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年龄因素外,农村育龄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低孩次生育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孩次的增加,社会经济对孩次生育概率的作用逐渐减小,并且在县级和社区级的误差项逐渐增大,这说明育龄妇女高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用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来解释。随着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的降低,高孩次生育的影响因素研究应主要从文化因素上去考虑。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试论晚育对延缓我国人口增长的作用

在我国，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计划生育工作使多服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人口形势仍很严峻，晚育仍为延缓我们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措施。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工作者所认识。不过，国内对晚育作用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主要是由于对生育的分析都是针对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而总和生育率是因态（时期）指标，它是由35个同期群妇＿在某个特定年的生育状况定的，是动态生育过程的时期效应。总和生育率虽然也能分解成胎次构成，但实际上这些胎次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因为不同胎次的生育是由不同批妇女完成的。所以，妇女的…     

奖励扶助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开展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工作专访

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城市,几十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成都的不断深入开展,到90年代初期,该市就达到了低生育水平。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8;1991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1.92‰,死亡率为6.33‰,自然增长率为5.5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90;2004年底,据成都市计生委统计,全市人口出生率为6.27‰,自然增长率为0.27‰,计划生育率95.65%。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稳定在95%左右,目前全市1孩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达82%。实行计划…     

总和生育率与生育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由于它的简易性和直观性,仍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总和生育率(或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在理论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总和生育率本身不具有可控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所有的生育事件都发生以后才能确定出相应的总和生育率,而在人口计划(或规划)中,我们要求各种指标必须具有事前可控性,否则再好的计划也是实现不了的。因此,控制措施或手段是实现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事前规定了某一年的总和生育率,那么应如何才能完成这一计划指标呢?亦即如何控制妇女的生育行为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一个简单的生育比例控制模型。     

中国人口的变化:1990—1995年

1995年我国举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90年代上半期我国人口的一些重要变化。 1 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低于以往各时期 我国妇女生育率经70年代的大幅度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下降,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加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到1981年的2.63和1990年的2.31,至19995年又降到1.85,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各年龄上二孩和多孩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三十年来婚姻和生育模式的转变(1953-1982)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重要的生育指标之一,它排除了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和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生育水平。然而,尽管它排除了若干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仍然受到婚姻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受到婚姻和生育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样,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仍然不能完全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化。当人们对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比较分析时,往往不能直接看出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上海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妇女受教育程度、经济参与率比较高的城市．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的出生串为11．33％，自然增长率为名．96％。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为41．3lXo、一孩率为92％、总和生育率为1．3，计划生育指标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上海市长期以来处于低生育水平，除了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外，上海市妇女、尤其育龄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对生育率的下降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意义。本文将应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就能突出反映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密切关系并适合…     

山东省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估算与生育力差异分析

文章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生育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对其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显示,自90年代后半期起,山东省就进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或保持在1.5左右的低生育水平阶段。并利用COX回归分析方法,以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同龄妇女孩次生育发生比为因变量,对两次人口普查年份的生育力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在降低生育水平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