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私人化倾向

军队私人化是晚清勇营不同于经制军队的显著特点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与晚清政治的演变息息相关。作为晚清勇营的一支重要武装,淮军本身比较深刻地体现并发展了这个特点。与清朝的经制军队相比,淮军的军队私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兵将自招制度和兵饷自筹制度。     

裁撤与留防:晚清勇营命运的双重变奏--对甲午战前勇营地位的一种解读

勇营在晚清已经成为国防力量的主体,但是在传统军事体制内却没有相应的位置,使勇营地位一直处于虚悬和朦胧状态.勇营身份的缺失,反映了清政府对勇营的依赖和排拒,表现了落后的国家政治生态的内在困境,以及勇营长期以来无法从既定系统中得到化解的危机.由此导致了清政府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混乱和矛盾,给晚清的国防建设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论勇德

“勇”作为德性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正视危险、克服困难、摆脱恐惧、抗拒欲望、抵制软弱和忍受痛苦等为善力量。不惧、果断和坚毅是“勇”德的基本内涵,坚忍不拔、勇于生存,敢于担当、见义勇为,知耻改过、去恶迁善,以及独立自主、持节不恐等,则应当成为“勇”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实践内涵。弘扬和培育“勇”德,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成就个人事业,而且有助于发扬人道,匡扶正义,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     

风险社会基层领导干部“污名化”原因及对策分析

基层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关系到执政党先进性发挥与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当下人民群众对基层领导干部存在一定误解甚至丑化，即基层领导干部的“污名化＇＇o在基层领导干部“污名化”背景下以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基层领导干部“污名化”的原因、探讨维护基层领导干部良好形象的重要性并提出基层领导干部去“污名化”的对策。     

一波三折：战后广东省营造纸厂劫物归还交涉

广东省营造纸厂建成投产不久，就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被侵占，并进而劫掠至北海道勇拂。战后在纸厂被劫机器及日方配件归还与雇用日籍技工等问题上，中国经过与美、日的反复交涉，皆获致满意之结果。这一交涉个案反映了中国当时较弱的实力，也反映了中方人员自身之努力。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简论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阶段。 一、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历史经验,并加以创造和提高,提出了指引中国革命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并进而夺取胜利的井冈山道路,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而发展商品经济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既再现了当时的国情,又有其经济根据。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11条建议

近来,“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的哥”李泽勇、“最美司机”吴斌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华大地．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与之相随,社会道德重塑问题,再一次被媒体聚焦,成为当下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期“每期一题”聚焦“重塑社会道德”问题,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传统美德、加强“四德”教育、社会诚信建设等维度提出重塑社会道德的相关建议。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论“勇”德在孔子实践观中的地位

孔子非常重视和强调实践,在孔子的思想中,“勇”是作为实践的原则而存在的,这不但体现在孔子的思想中,而且是其伟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勇”成为实践原则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与“仁”、“义”、“礼”、“智”等德性结合起来。在孔子看来,把“勇”作为实践的原则,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勤勉力行和克己改过。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高校理论武装工作新向度:从认同到自觉

高校理论武装工作在新形势下呈现出两个新的向度：认同和自觉。其中,“三认同”（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感情认同）是高校理论武装工作的基本要求,“三自觉”（理论自觉、政治自觉、实践自觉）是高校理论武装工作的目标提升。高校理论武装工作应坚持“三认同”、“三自觉”的新理念,实现从“三认同”到“三自觉”的目标追求,这就必须坚持以“三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广泛性与先进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推进高校理论武装工作。     

事业单位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与基层实践

本文基于充分认识和理解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本质和意义,从突出政治领航、强化理论武装、抓好“关键少数”、深化先锋引领、用好谈心谈话、加强人才培养、筑牢战斗堡垒等方面探索事业单位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有效路径,结合事业单位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的基层实践,为全面提升事业单位党建工作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供基层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