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兼答王策来同志

王策来同志在《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或然的因果联系”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中,对我提出的犯罪中或然因果关系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的提法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偶然因果关系尚且不存,谈何或然的因果联系呢?”《质疑》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司法实践中,都是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探讨因果关系的。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如果已经查明,这种危害结果是由某人的行为所造成的,那就不能例退回去,说两者之间不是‘一定’的,‘必然’的联系。”《质疑》这种“倒过来”分析问题(即“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探讨因果关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我们研究犯罪中因果关系的问题,其核心是要解决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是否担负刑事责任问题,因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司法实践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分析被告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定罪量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因果关系是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便是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种形式。一个现象或事物引起另一个现象或事物的产生,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便是哲学上因果关系的基本含意。 《刑法学》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因果关系理论,它只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研究刑事案件中…     

“或然的因果联系”质疑——与魏皓奔同志商榷

魏皓奔同志在《浙江学刊》1933年第一期《对偶然因果关系要作具体剖析》一文(以下简称“魏文”)中,把偶然因果关系分为四种情况,并提出一种新的因果联系形式——或然的因果联系,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文中的一些提法及主要论据值得商榷。魏文认为:所谓“或然的因果联系”,就是行为人主观有罪过的行为本身可能出现若干种不同的后果,但行为人的行为与每个具体结果之间并不是用“必然”、“一定”来联系的,它们的联系是     

论刑事责任

作者评介了近年来刑事责任探讨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其具有法定性、双向性、实体性、引导性、强制性和最严厉性的特征;提出划分刑事责任三个开始时间的实际意义;提出了衡量刑事责任实现方法的标准,将免予起诉中的有罪认定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之一;认为作为刑事责任存在根据的犯罪构成不是脱离社会危害性的空洞形式,而是犯罪成立的法定事实;认为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是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认为悔改和立功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情况、以及特定条件下遭遇的不能抗拒的灾祸是刑事责任变更的根据。     

中俄犯罪构成理论刍议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在构建之初学习前苏联的模式,认为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俄罗斯刑法理论已经修正了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认为犯罪的外延大于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中没能容纳的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都由犯罪概念加以补充,这一理论进步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中国刑法理论与前苏联及俄罗斯一样,都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之外存在诸多影响刑事责任的成立及其程度的主、客观要素;司法实践证明,仅以犯罪构成来定罪而无视其他主、客观要素的价值 ,将不足以支持量刑.构筑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乃是中俄两国刑法理论走向成熟与发展的必经之途.     

马克思实践观诞生地探析

关于马克思实践观的诞生地,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一文。笔者认为,《提纲》中有关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都已基本提出来了。《提纲》不过是对《手稿》中实践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本文就下述两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一、马克思实践观诞生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的诞生不是偶然、凭空的,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这一理论基础就是《手稿》中马克思所阐发的异化劳动理论。因此,《手稿》一书是马克思实践观的真正诞生地。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单位犯罪是区别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犯罪 ,它与传统的个人责任基础的刑法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何将单位犯罪纳入刑法体系中 ,各国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是在刑法总则中将刑法上的人 ,解释为个人及各种形态的法人或团体 ,使所有的刑事法律条文 ,原则上既适用于自然人 ,也适用于单位 ,如加拿大刑法。有的国家是在刑法中具体规定构成单位犯罪的根据和条件 ,而且还规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和条件 ,并对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和单位成员的身份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美国刑法典。有的国家…     

国家刑事责任的国际法批判

在国际法上 ,虽然 ,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 ,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 ,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但是 ,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 ;同时 ,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过于国家 ,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 ,使国家承担国家责任 ,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简言之 ,国家只能承担国家责任 ,而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 ,总是将国际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 ,将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混同于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国际法确立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并已经为国际立法和国际法审判实践所证实。     

结构效益论析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一、结构与效益1.速度与效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往人们通常认为,速度是效益的基础,只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速度,才可获得较高的效益。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常常与此通论相悖,速度与效益不同步,甚至背道而驰。如果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现实来考察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速度与效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一种随机分布的关系,其运行状况可归纳为三种典型形式,即高速度、低效益;低速度、低效益;高速度、高效益。现在所探讨的就是既有较高速度,又有经济效益的发展路子。2.结构与速度同为变量决定着效益     

伦理的呼唤:战争犯罪的国家刑事责任

伦理是一种人类意识中的规则体系,对法律有着导向作用,有着久远历史的战争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形态,必然也受到伦理的影响。战争法的发展也受到人类伦理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海牙公约体系和日内瓦公约体系两大制约战争行为的法律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犯罪的界定及清算,表明了人类对此类犯罪在伦理道德上的谴责与否定。然而,战争犯罪作为一类特殊的国际犯罪,目前国际法上只构建了该类犯罪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对国家的刑事责任则一直存在争议。从保障人类伦理延续、有效遏制战争犯罪的角度出发,对实施战争犯罪的国家建立刑事责任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正确理解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

正确理解和掌握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科学地认识社会性质,是革命政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行动纲领的客观依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把生产力作为区分社会形态的唯一标准;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分社会形态的唯一标准是社会生产关系。我认为只有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观点区分社会形态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马克思的原意。     

真理的形式是什么?——与山菊同志商榷

山菊同志在《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吗?》(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对于启发人们思考问题很有意义。但对他的“真理的形式是客观的”这一看法,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真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切认识都是由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而形成,它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真理就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这里客观的是真理的内容,而反映客观内容的主观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真理的形式。列宁在谈到真理的客观性时指出:“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列宁的这段话启示我们:第一,真理的内容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事物,这就是真理的客观性;第二,真理的内容存在于“人的表象中”,这就是真理的主观形式。因此,真理是借助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具体地说是借助于意识的高级形式——思维来反映的。没有人类这种特有的思维反映形式,就没有认识,就没     

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正> 依据传统的看法,一般把自由归于认识论,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对自由应当从哲学的总体性角度进行研究,自由不仅是认识论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然必然     

一个被忽视了的问题──物质属性探讨

关于物质属性问题,如为什么说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又说运动等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应该怎样理解物质的属性?运动、时空、规律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是不是物质等一些疑难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笔者认为,只要解决物质属性与物质特性之区别,很多理论上的疑云都将消散。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一有的同志根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讲的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客观实在性,就认为物质只有客观实在性一种属性,从而对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列宁关于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的论述感到困惑:既然客观实…     

我国刑事立法领域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

刑事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和起点.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审视当前我国刑事立法领域,有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二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三是单位犯罪问题;四是刑罚体系的调整与完善问题;五是社区矫正问题;六是国际公约在刑事法领域的贯彻问题.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中的矛盾

矛盾范畴仍然在辩证唯物主义者中间引起极大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一个特殊方面是辩证矛盾与形式逻辑矛盾的关系。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客观的辩证矛盾在我们关于世界的思维中反映为逻辑矛盾;这些逻辑矛盾被认为是客观实在的充分反映,或者被视为仅受到人脑的潜力限制的反映形式。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逻辑矛盾永远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辩证矛盾。这两种观点是最为常见的对立的观点,在文献中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观点。本文将讨论辩证矛盾的某些一般特征:矛盾的客观形式与主观形式,它同形式逻辑矛盾的关系。我将对这样一种观点进行论证:如果确实发生了逻辑矛盾,这些矛盾是逻辑错误的     

论刑法中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我国法学界多年来热烈争论的问题,但至今仍然分歧很大。鉴于这个问题不仅对法理研究,而且对司法实践都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拟从法哲学的角度对刑法中的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必须解决什么是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因”?它们与危害结果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在每种因果关系中,原因对于结果     

“工资—价格”关系的理论探讨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工资成本上升和物价上涨并存的局面。由此引起了经济理论界对工资和价格因果关系的探讨,并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已作过分析,工资成本上升只会引起利润率下降,不会引起价格上涨。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物价上涨不都是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引起的,但工资成本上升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我认为,前一种观点忽视了马克思“工资—价格”理论的前提条件,难以对现实作出科学解释;后一种观点符合客观事实,但回避了马克思的“工资—价格”理论,缺乏系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理论探讨。     

犯罪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

<正>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有了客观需要,并在满足这种客观需要的因素经过酝酿、积累、发展、状大,在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时产生的。犯罪社会学这一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这样。一犯罪社会学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论政和论道的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如春秋末期,法家的先驱管仲认为:“善为政者,仓廪实而囹圄虚;不善为政者,囹圄实而仓廪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虽然是论政,但涉及了犯罪问题。他把犯罪同物质生活条件直接联系了起来。法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韩非,更为明确地把犯罪的起源归结为物质生活条件和人口条件。他说:“古者,丈夫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新确立了污染环境罪,但并未明确其罪行形式,因此,理论上便存在“双重罪行说”和“过失说”之争.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均不可采信,一方面,如果缺乏法律文理根据,则既不能认为某种犯罪同时包括故意与过失,也不能认为该罪属于过失犯;另一方面,既然成立本罪不以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为必要,也就表明将其理解为过失犯的实质根据并不存在.此外,倘若将本罪理解为过失犯,便会导致过失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成立犯罪而部分故意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却只能宣告无罪的现象,这显然有悖于责任主义原理.质言之,本罪应属故意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