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繁互动中追求生命的永恒与宽广——解读陈敬容的诗《山和海》

19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崛起了一个新的诗派——中国新诗派。他们当时提出新诗的要务在于: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传统。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宣言。之后,由于《九叶集》的出版,故有“九叶派诗人”之称。陈敬容是九叶诗人中很认真内敛的一位诗人,在艺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在生活中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邹水旺“九叶诗派”是在我国四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它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人兼理论家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九叶诗派”的形成和艺术特征，他...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现代诗美——论“九叶诗派”的现代性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诗歌流派的重要一支,历来受诗歌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主题关注、意象构置和情绪表达三方面对九叶诗派的现代诗美进行论析.指出九叶诗派在创作及理论上进行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的努力,并对九叶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新诗现代化中的价值地位作了新的审视和界定.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汉语大字典》释义商榷二则

一《汉语大字典·糸部》“约”字下的第18个义项“穷困”所引《楚辞·九辩》中的书证为误引。《楚辞·九辩》:“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秋。”此例中的“约”应为“弱”义,《汉语大字典》释为“穷困”,误。据前后语境来看,“萎约”承上文的“芳蔼之方壮”。植物芳菲繁茂,茁壮成长,与屆原身体疲弱,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汤炳正等先生《楚辞今注》将此句中的“萎约”释为“身体疲病”,无疑是正确的。“约”之“弱”义先秦甚为常见。《荀子·宥坐》:“绰约微达,似察。”杨惊注:“约.弱也。”《汉语大字典》之所以会误释此例之“约”,当是误…     

九叶诗派意象艺术的现代化追求

九叶派诗歌在民族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怀与个体生命的价值体验的结合中,体现了意象的现实性、象征性、玄学性相互渗透的诗学原则。九叶诗人自觉追求意象内质的充盈与丰厚,意象形态的沉稳与内敛,使意象更具有外在的感性强度与内在的理性深度,形成了一种意象的深度象征形态。九叶诗人的意象艺术探索还体现为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特征:意象的扩展式与意象的凝结式思维特征。他们在意象的广度性开拓与深度性掘进中,把诗歌意象艺术的现代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九云记》国籍问题新探

《九云记》发现的20多年来,在韩国和中国陆续有几位学者进行研究,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九云记》的国籍问题上。国内学者刘世德教授主要从外部材料出发,结合内证,根据《九云记》和《九云楼》的关系,推测《九云记》就是《九云楼》。《九云楼》是根据《九云梦》改写的中国小说,《九云记》也是中国小说。法国学者陈庆浩教授单纯从"文本"出发,抛开外部资料,列举了不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几种现象,得出《九云记》是朝鲜小说的结论。我在认真研究内证的基础上,再结合外部材料,得出的结论是:《九云记》可能是中国小说,但它在传抄过程中,又留下了朝鲜人少量改写的痕迹。     

唐前律典的历史书写与谱系制造

李悝制《法经》,商鞅以之相秦,改法为律;萧何以秦《法经》为基础,增事律三篇而成《九章律》;魏晋修律以《九章律》为蓝本,增加篇目成《新律》及《泰始律》。这一古代律典沿革的谱系并非真实存在,而应是刘邵等律学家与臧荣绪、魏收及唐修《晋书·刑法志》众史官层累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制造此谱系,当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诸家制造“道统”“释统”之风影响所致,是有意为之的历史书写,不能以信史待之。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     

《九歌》应是九篇

《九歌》既为“九”“歌”,何故是十一篇呢?这个问题历来令人感到费解而不易辩清。要搞清这个问题,先得解决“九”的概念及其在《九歌》中的含义。“九”,这是中国古代颇具神秘性的一个数字。清代学者汪中对“九”曾撰写过专文,曰:《释三九》,文章中专门论述了“九”的性质与功用,特别指出了“九”的特性——具有虚指多数的功能:“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应该肯定,汪中的论述是正确的,他道出了中国古代在数字运用上的习惯及特点。确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九叶诗派的流派特征

九叶诗派是４０ 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流派, 其主要特征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保持着密切联系, 因而被称为“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和手法的借鉴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创造在当时的诗歌中都是别具特色的, 体现出独特的流派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追求诗歌的“综合”效果; （２） 直接借鉴与间接采纳相结合; （３） 既关注外在现实又注重内在深化; （４） 共时借鉴使他们的诗歌艺术探索处于同时代诗歌的潮头     

蚩尤探源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 ,传说中的苗蛮集团是居于我国南方的一支古代氏族集团。这一观念虽无大错 ,但如果追根溯源就可以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苗蛮居于南方实属后来之事。我们知道 ,苗蛮来自于传说中的九黎 ,蚩尤乃九黎之首 ,然而蚩尤最初并非“南方人”。关于蚩尤的地望 ,《皇临 2冢墓记》云 :“蚩尤冢 ,在东平郡张寿县阚乡城中 ,高七尺 ,民常七月祀之。”《梦溪笔谈》卷三载 :“解州盐泽 ,卤色正赤 ,俚俗谓之‘蚩尤血’。”古张寿县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南 ,解州即今山西解县。宋代郑樵《通志略》卷二《氏族二》载 :“黎氏 ,字亦作犁 ,子姓侯爵…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九叶派诗歌的时代性及其对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突出贡献

文学艺术的民族化,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本民族的审美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情感、精神文化上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反映时代社会的主旋律,这是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要求,也是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最终目的。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正是秉着这样的目的,他们继承了李金发、戴望舒开创的现代派诗歌的传统,把西方现代派诗歌这种外来诗歌艺术形式,与我国传统诗歌及现代新诗的美学原则结合起来,尤其是与40年代特定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派诗歌推向了成熟的高峰,最终完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民族化进程。     

走向文化综合——论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

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如同九叶派诗人的诗歌一样具有一种文化统合品格,同样表现现实,但她关注的是人性的现实,是艰难世界中勇敢面对艰难的人性力量;郑敏的诗以哲理见长,其诗既依托一套完整的现代生命哲学体系,又深深地植根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从而在思想知觉化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艾略特诗学理论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新诗的影响研究

艾略特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译介和模仿,艾略特诗学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影响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在批评上,他的传统现等诗学主张促使中国新诗批评家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探索新诗现代化道路上的系列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艾略特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性,甚至出现被中国诗人和诗论家"误读"的现象.     

围城:现代生存困境的隐喻--解读 《围城》、《倾城之恋》和《边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创作了三部以“城”命名的小说:《边城》、《倾城之恋》、《围城》。这三部小说避开了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冷静观照整个人类生存困境和现代工业文明侵入后的道德沦丧,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虽然背向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却与整个20世纪现代哲学思潮相适应。“三城”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对我国这个文明古国提出了更深的精神与人类命运的思索,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样本。     

“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是著名的书,历来诵读者很多,但是,大约由于它“什九皆寓言”,在学术思想上认真对待这一说法的似乎又不多。梁启超也许是个例外,他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其指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以此也”。他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学术”中,“内圣”——修养和“外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18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

域外汉籍是推进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该书成于唐通事之手，生动地状摹了18世纪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实态。研究发现：《琼浦闲谈》所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由此应充分重视活跃于长崎的福州府属人群之乡土背景。具体说来，江户时代在长崎的不同人群之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神明之借用，又有中国各类信仰崇拜移植日本的更多例子。除了人们习知的儒家圣堂（孔庙）、妈祖信仰、佛教黄檗文化之外，道教系统之“九使”信仰在长崎的影响亦值得特别关注-“九使”由原乡福清的荒洞蟒神到东亚海域史上舍生取义之林姓神明，“九使”信仰从福州府属庶民之“九使诞”俗以及府城倡门邪神崇拜再到融入长崎盛大的诹访神事活动，其间的嬗变轨迹，彰显了东亚海域跨文化风俗传播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透过对福州府土神“九使”与长崎诹访神社信仰之渊源等的分析，可以管窥传统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