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背景”下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

本文使用Phinney(1992)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和ValkKuar(2001)民族认同量表,以3905名云南跨境民族学生为对象,调查研究了跨境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研究得出结论:(1)云南跨境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总体上都处于"比较认同"的水平;(2)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都存在性别、地州、学历差异。     

义务教育对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义务教育,对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有着重要影响。其中,义务教育中的课程、教师、校园文化因素在学生国家认同中的影响是重中之重。通过对义务教育、跨境民族、国家认同进行理论分析,在对义务教育中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因素的分析基础上,深入剖析义务教育在培养跨境民族学生国家认同中存在的问题。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探讨

探寻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规律,按照规律开展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非常必要。文中揭示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存在着全国共性与民族地区个性、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突出民族地区优势特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妥善处理、民族团结与稳定和发展相互促进、以关切利益为切入点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按照知情意信行相统一去化民族地区干部民众等规律。     

学校教育与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学校教育对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语言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被逐步建立起来.在当前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跨境民族的学校教育,确立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大众媒体与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大众媒体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术,促进了云南跨境民族接纳吸收主流社会文化,有利于塑造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当前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针对跨境民族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确立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与发展趋势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主要包括民族自身发展问题、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以及民族政策过程问题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民族问题呈现出民族问题性质转向、民族问题实践逻辑转向和民族问题空间维度转向三个发展趋势。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包括三个主要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向、强化国家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层动力与生成逻辑

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必须解决好为什么大众化和怎样大众化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搞清楚大众化发展的深层动力问题,后者则是要阐明实践生成的逻辑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上一般要经过化理论为理想、化理论为政策、化理论为德性三个环节。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在扩大群众利益认同、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增强政策公信力、加强党员干部德性建设等方面下工夫。     

民族区域自治与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构建

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法律保障,也是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政策依据,对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着根本性影响。本文试图从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视角,阐述其对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力,并解析民族地区国家认同传播与民族认同传播的关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科学理论大众化的重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依赖于其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更在于执政党以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所制定的政策和战略能够促进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福祉,从而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当代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认同;关键在于党的先进性建设;有效保障在于制度创新;根本保证在于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     

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以1949-1966年农民教育为中心考察

1949-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型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新型国家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同时,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需要,党以农民教育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规训和改造农民,实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推动化大众,才能将其改造成为新型国家建设的依靠力量,实现了新型国家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教育相统一。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农民的独特性,不仅在理论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农民实际和乡土文化,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认同。     

中国—东盟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合作——基于文化距离的探究

文化距离是各国不同文化特征的差异程度,它对跨境文化产业或公司人员的适应、跨境文化产业或贸易交易、跨境文化企业或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以及深层文化理论、价值观产生影响。地理空间的比邻、共同文化认同理念、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中国与东盟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合作的基础。我国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与东盟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合作。     

把握关键 坚持原则 推进大众化——基于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

由于与汉族地区不同的历史传统、区位区情、文化教育水平、民众意识等,在民族地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应当立足民族地区独特区情、尊重保护和发展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整合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把民族群众鲜活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政治领导。     

边疆多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探析——以云南为例

本文立足云南实际,深入论述了边疆多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必要和可能。同时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边疆多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受众、主要内容等要素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这对于深化认识,推进实践,具有更为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景颇族教育、观念与经济发展——对边区跨境特困少数民族的调查

景颇族是一个直过的边区跨境特因少数民族,自然资源丰富,但其从原始社会带来的依赖集体的生存经济观念使得这个民族处于特困状态,改变这种观念的有效途径是全方位的立体教育.但边区跨境特困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不能沿循一般模式,需要国家的政策倾斜,如政府为主体的教育投入、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扶持、高考的地区民族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政策等等.边区跨境特困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边区稳定有着更为深远的涵义.     

边疆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策略——以新疆为例

在遵循意识形态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新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着眼干新疆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要结合民族心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结合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结合“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结合各族群众的现实需要与关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家工程”、“地方政府工程”和“社会工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学术会议综述

2012年10月20日至21日,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8所高校和3个学术杂志社的三十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大众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地区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民族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建构研究

在应然层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阐释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动员、维护政治团结、促进经济发展,能增进政治认同,建构政治合法性。然而,当代中国出现了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种种问题,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然功能,巩固和发展政治合法性,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在宏观上,实现大众化的制度化;在中观上,强化大众化与实践的结合;在微观上,加强群众史观教育,树立历史主体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毛泽东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