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法制存在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厘清两者的内在关系,对于推进依法制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法制存在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厘清两者的内在关系，对于推进依法制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必须有司法审查其是否超越授予的权力的范围；必须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权力的运作偏离社会的公益目的，甚至会产生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     

西方权力制约途径之检讨--从福柯的权力立场出发

迄今为止,权力制约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从福柯式的权力立场出发,对权力的法律化概念进行了反思,以此为起点,检讨了西方权力制约的两条途径.其中,认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构成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核心,而"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则成为现代西方权力制约途径的发展趋势.最后,文章指出,西方的权力制约途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权力途径已形成了一项系统性机制.     

西方权力制约理论评析

权力制约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在建设中国政治文明的今天,梳理西方权力制约理论的思想渊源,分析西方权力制约的理论模式,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理,从而对西方权力制约理论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认识与评价,相信能为当代中国权力制约之路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辨析

权力的有效监督与有效制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权力监督具有保障民主政治、保障权力稳定运转和有效行使的政治功能 ,以此可以将权力监督分为民主监督、权力制约和行政监察。这三种权力监督形式各有其特点。     

利益冲突与西方公共权力的制约

从形式上来看,西方权力制约的方式在各国各具特色,但从实质意义上来说,西方公共权力的制约无论从起源还是最终目的来看,都与利益冲突紧密相关,这是我们理解西方权力制约的一个重要思路。     

权力制约的概念演变与我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

权力制约原则是现代政治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主权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学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权力制约机制要求制约主体具有活动独立性、制约对象具有活动公开性、制约关系具有对等性、制约手段具有强制性、制约结构具有协调性,等等。我国行政机关人员同时接受政党制约、人大制约、监察制约、司法制约和社会制约,但以权谋私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目前应健全体系严密、结构合理的制约机制,使直接制约与间接制约、纵向制约与横向制约、同体制约与异体制约、弹性制约与刚性制约在功能上互补,在环节上紧扣,从而达到制约机制系统性能的最佳状态。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关系研究

政府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市场失灵,其研究对象是政府如何干预国民经济。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的法规,也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或经济法学有共同的研究起点———市场失灵,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规制,即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则构成了政府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政府经济学与经济法学关系密切,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一面,二者相互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的有限性

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严格说来,政府失灵问题决非经济法所能解决,否则会更加桎梏经济法的发展、完善进程,而不是相反。经济法确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准则,但也不能笼统地把经济法定性为“干预政府之法”。看清经济法的性质,乃是构建完善经济法治建设事半功倍之良策。     

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之研究（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西方全球史观及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范式的构建

自黑格尔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概念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谱系:一个是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史学理论基础上开创、并由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另一个是以巴勒克拉夫等人在批判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基础上开创、并由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全球史观。这两个谱系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均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应当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理论成果,不断实现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政府与大学关系纵论

文章对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中,大学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所获得的自治权始终是有限的、相对的。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矛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政府和大学关系的核心。历史经验表明:政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允许大学按照学术机构内在的规律运转,而大学要获得自治就必须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只有这样二者才能协调发展。      

多维视角下的历史性权利研究

根据条约法解释理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对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做出明确规定,但也没有否定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属于习惯国际法。时际法是国家取得领土主权的重要国际法原则,也是解决国家领土纠纷的重要依据,是我国在维护南海主权的有效法理支撑。解决南海争端,维护我国南海权益,需要从更高的国际海洋法层次乃至国际法的视野来看待和审视历史性权利的性质和地位,需要从发现原则、先占原则、禁止反言原则等岛屿争端的其他法律解决机制寻求到支持。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区域限行”法律问题研究

为应对当前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所引发的城市交通压力,各地方政府以“区域限行”为主的交通管制行政措施应运而生。区域限行作为行政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应定性为行政决策行为。在合法性要件上应当满足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鉴于当前各地现行的区域限行措施符合法律保留和法律明确原则,故对于其合法性的可能控制应着重通过决策程序的设计来进行。     

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持有相反观点,讨论最激烈的要数哈特与富勒之论战。通过解读他们的观点,深刻剖析了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文化哲学与有限性视域的内在关联

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凸显使得哲学研究对象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理性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理论范式的文化。这不仅表明了文化哲学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和审视,而且也表明了文化哲学存在的＂有限性＂视域,但它并不局限在某一种＂有限性＂视域之下而是要超越其＂有限性＂,这是文化形而上学本性使然。文化哲学批判的＂有限性＂视域以及在此视域中的＂无限性＂特征表明了文化哲学的＂实践品质＂,这一品质在马克思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得到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