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之道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面向文化民生的责任担当,其内容包括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公民文化权利的道德属性要求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权并平等地享有各种公共文化服务,因而,作为公民文化权利实践平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不偏不倚地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均等化的服务和产品。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之路是在面临各种非均等化现状基础上推进的,其发展逻辑具有中国特色。本文依此逻辑,对当今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城市文化空间拓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它不仅关系到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和公民的文化权利诉求,还关系到城市文化空间的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对城市文化空间具有再造作用,支持着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和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只有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嵌入到城市文化空间的拓展中,成为空间再造的一部分,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才能有效发挥,公民的文化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公民文化权益保障与实现

公民文化权益的实现高度契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当前,要保障与实现公民文化权益,应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丰富文化供给,努力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完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同时提高公民行使文化权益的意识;坚持统筹兼顾,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公民文化权益公平;推动公民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文化权益的协调进步,以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为着力点,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努力营造实现公民文化权益的社会氛围。     

公民文化权利与文化事业立法体系建设

我国现有文化事业立法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利"的特点,严重阻碍了中央提出的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文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建设和完善我国文化事业立法体系,要确立尊重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新思路,其立法价值取向应当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明确国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职责和义务,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不断加大公共文化产品的财政投入。同时,建设和完善文化事业立法体系,要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适应实施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需要。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内在地禀赋着重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现代社会本质应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康、发达的社会"公共生活"气象;"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髓,它发端于市场活动的内在要求,位于社会最深、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中国市场社会中民众"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品质的培养和化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拓展中国公民的"社会空间";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公共规则"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美德"风范.     

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策与规制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广播电视公共产品和服务,使每个社会公民都能均等化地享有广播电视信息产品,这是公民的基本文化信息权益之一,也是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是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渠道建设和内容传播都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造成城乡和地区的二元结构.因此必须加以规制,以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维护公共利益.     

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作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与草根社会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是能全面反映草根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化石”。文章以近代山西平鲁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庙会这一公共空间中乡村民众社会交往的考察,透析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价值、价值中立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叙事

"价值"与"价值中立"在公民文化理论漫长的成长道路中一直是其研究领域中争论的焦点。从古希腊开始,公民文化研究就以倡导公共生活的价值与理想为自己的宗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公民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理念得到了更多近代学者的偏爱。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当中,公民文化研究被要求"祛除价值",逐渐走向"价值中立",公民文化研究也陷入低谷。当代,随着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价值实现了复归,公民文化研究也逐渐回潮,并且与公民社会、宪政制度、法治精神等紧密结合,使得公民文化理论的价值体系和知识形态逐渐成长,并日益成熟。相对于西方公民文化研究而言,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拓展,而"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融合则是中国公民文化理论成长的理想归宿和发展趋向。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他国镜鉴与启示

作为现代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是公民分享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注重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平等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一直是法国国家文化管理和服务的中心内容。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法国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政策,积累了丰富的保障公民平等分享文化发展成果的经验,这对于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共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以民生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与民生具有高度关联性.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为民众着想,尽可能地满足民众的各种需求; 民生保障的特点又从为谁服务、由谁服务、服务什么、如何服务以及服务效果的评价等方面对服务型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基于此,以民生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服务政府与有限政府、政府与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增加与结构均衡等关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架构与方式创新：嘉兴个案

嘉兴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领域创造了多项领先全国的成就,初步形成了＂嘉兴模式＂。＂嘉兴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互动化,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均等化,公共文化资源网络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集成化,公共文化服务内涵深耕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多样化。＂文化自觉＂是＂嘉兴模式＂生成的根本原因。＂嘉兴模式＂表明,地方政府的切实重视和主导作用,服务者的主动开拓与创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是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的关键因素。     

佳木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党中央对文化工作的战略部署,是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佳木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文化服务意识不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开发利用不够、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等。为此,必须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投入、提高现有设施利用率,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人才队伍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保障:范围、标准和方式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均等化程度,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构成政府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职责。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范围的外部边界应参考中文化预算模式,并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和公益性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运行支撑体系为三大保障内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标准应从分类保障标准和倾斜保障标准出发,在公益性文化单位财政保障标准测算中引入"内涵式"保障标准,从而测算出总体保障标准,同时这一标准还要根据国内其他各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标准、发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保障标准及公共文化服务的支出增长率、增长弹性系数和边际增长倾向等因素进行调整,最终构建基于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的长效保障机制。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保障方式则应保证财政投入日益规范,各级政府责任分摊方式明确,并寻求多渠道的筹资方式。     

从公民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概念来自西方,公民文化在西方是主流价值,它们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服务,并有利于我国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实现。文化建设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公民文化建设,涉及中西文化的定位,而且还有公民文化权作为公权,它与私权之间的较量与均衡。公民权不是终极目的,根本的是个人自由独立价值的实现,为此,公民文化又具有阶段性特点,但在目前却是实现自我提高的最好方法。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大庆市博物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创新实践

公共文化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权益的实现程度,更是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文化交流等文化软实力方面的重要因素.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影响力.实现博物馆价值的最大化,就需要认清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当中的重要地位,分析博物馆运营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