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的民国临时政府外交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 ,曾展开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但由于各种原因 ,最终还是归于失败。考其缘由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群体的政治亚文化研究

作者运用政治亚文化理论 ,对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群体进行了研究。从维护共和、主张法治、集权和分权之争、政治机构之间的认同感、议员的党派信仰等方面分析了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的政治取向 ,从而揭示出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变的艰难     

北洋时期第一届国会议员的政治社会化考察

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是民国时期的精英分子,研究他们的政治社会化历程有利于了解中国早期议会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活。作者从国会议员的家庭、教育经历、社会工作经历、大众传播媒介4个方面分析了议员的政治社会化历程,基本勾勒出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的政治背景,并为北洋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准备了基础。     

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并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中叶开始的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其二,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其三,运河航运能力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     

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洋势力被称为北洋军阀,是在袁世凯以后特殊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北洋社会处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具有乱世、发展、开放等特点。北洋政府并非一个无能、卖国的政府。北洋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固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情。民初国会屡被非法解散,民主色彩宪法被废除,致使国民的良好愿望不能实现,历史责任不能由袁世凯北洋势力独负。对北洋时期复杂社会的复杂政治人物,应该予以更全面的认识、更客观的评价。     

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

一战后直至直系统治结束时期的中日外交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力量的部分实力派北洋军人,借助军阀派系政治独有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其对外交决策及交涉结果具有合理参与权和决定性影响力的独特身份,一度主动介入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外交近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诠释了近代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重民意舆论的特性。     

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内在逻辑——兼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

1870年统一的德国出现在中欧,对欧洲政治地缘版图造成了强力冲撞,也使德国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旋涡中.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复杂的外交体系,使德国既实现了孤立法国的目标,又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甚至大国合围的窘境.俾斯麦外交体系的本质在于以矛盾制衡矛盾,它压制了但未能解决原有存在的矛盾,却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这一外交体系的成功依赖于俾斯麦的外交手腕.俾斯麦的继任者违反了这些原则,促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使德国陷入世界主要大国的合围中.吸收俾斯麦外交思想,对当前中国营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崛起的友好的周边环境有借鉴意义.     

北洋时期的湖南社团及其影响

社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必然产物和主要推动力量。北洋时期的湖南社团特别活跃,其发展明显呈现了三次高潮。社团对湖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造就了湖南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推动了湖南社会思潮的发展。     

浅析北洋时期的农业改良及其作用

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北洋政府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良,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历史原因,取得的效果有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当时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北洋时期的农业改良及其效果进行客观和综合地评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民国初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     

国际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

民国外交呈现了一个弱势国家在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时所面临的矛盾与特征:国际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遵循国际规则与维护国家利益、法理上的独立与事实上的自主等。因而,以中华民国融入国际关系体系为主要线索,根据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和加入国际关系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揭示一个弱势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所普遍遭遇的矛盾,这是研判民国外交的分析架构,也是探讨20世纪中国参与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考量。     

北洋时期的军阀纷争与时代主题论略

北洋时期军阀纷争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缺乏能够领导和控制全国的政治中心力量。由于缺乏国家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力量的控制,国家的军事权力陷于局部化和地方化,军事力量陷于纷争和割据状态。这种纷争和割据是在认同一个国家的原则下进行的。认同国家的思想既有历史传统力量的引导,又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激发。在这一原则下,军阀们进行着激烈的军事扩张和竞争,军阀间的内战严重削弱了军阀的整体力量,军阀们在竞相扩张的同时,也在消耗自己的力量,呈现出裂化和碎化的局面。结束军阀纷争的混乱之局,实现国家的统一,成为那个时代严重而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国家的政治中心力量的形成和团结、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

重写文学史的视域凸显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开掘民国资源的文化向度,民国社会和文化机制所建构的新型空间及学人的现代性体验,绘制了民国时期文论体系的话语风貌。现代传媒的蓬勃发展,为学人的文学想象提供了更加宏阔的公共空间,促使民国文论展现出认同文化传统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多向的现代性体验。新旧并存的文论书写形态彰显民国文论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质,勤劬的民国学人勾勒了一幅充满历史张力的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镜像。     

北洋时期技术官僚在产业行政中的定位——以铁路管理制度变革为背景

北洋时期,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导权逐渐被中央政府交通部所控制,技术人员也被纳入官僚体系之中,技术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技术官僚与技术管理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产业行政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上的差异愈趋加大,中央部门的技术优势有效地遏制了铁路管理中地方分权的势头。铁路部门中技术官僚体系的成型,与清末以来铁路集权化管理体制的进程是相契合的。此既可视为技术与政治关联性增强的典型,也折射出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工商实业部门的差异性。铁路技术自主化所衍生的路权嬗变,也是近代中国集权化政治的构成要素之一。     

《北洋画报》与北伐后的“天津”想象

1928年6月,北伐基本完成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重心迅速转移到南方,平津地位一落千丈。在此背景下,《北洋画报》对"天津"的关注大大超过以往,表现出本土文化转型的趋势。《北洋画报》"时事传播"的重心也转向天津本埠新闻,出现了图像天津和想象天津的高潮,具体体现在"天津现况写真"、"专页刊"以及"市花"选举上。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中国和平崛起视角下的国家软实力构建研究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存在的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大国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必须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崛起的中国,软实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软实力的资源实力和行为实力需要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和战略的心态来测量和审视,由此找到一条发展壮大中国软实力的合力路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和平外交除了受其文化传统、历史地理条件影响外,也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赋予了中国和平外交不同的内涵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