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南海仲裁案后中国应对策略研究——基于菲律宾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6年6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中菲两国关系由紧张走向了缓和,从对抗走向了和谈,其对外战略由"亲美反中"转为"亲中疏美"。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简陈了菲律宾建国后对华外交战略的演变历史,具体阐述了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对华战略的调整过程,进而深刻剖析了中国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     

艾哈德政府的亲美外交及其影响

路德维希·艾哈德是二战后西德第二任联邦总理。他执政期间，积极修补德美关系。他的亲美外交不仅加剧了西德外交在对美与对法关系上的失衡，对美与对苏关系上的失衡，而且使国内“戴高乐主义者”和“大西洋主义者”斗争更加激烈。失衡的外交，再加上西德经济危机，导致他仓促下台。     

北京政府对旧俄条约权益的清理,1917-1922

旧俄于清末民初在华取得许多条约特权。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北京政府及东北、新疆地方当局,于1917至1922年间相机收回大部分旧俄在华条约权益,造成既定事实,为日后《中俄协定》苏联原则上放弃条约特权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北京政府与东北、新疆地方当局的协力合作,值得注意。北京外交团担心条约权益受损,常干涉中方的清理行动,北京政府虽作了部分让步,但在主权攸关部分,则能坚持立场。藉由对北京政府清理旧俄条约权益之考察,可增进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理解,并可对苏俄"主动"、"自愿"放弃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之旧说,作适度的修正。     

冷战后韩国“北方政策”的提出与韩美同盟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削弱,而且整个国际氛围也趋于和解与合作。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化的浪潮扩散在包括中、苏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为适应这种变化韩国政府在原有韩美同盟关系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北方政策"。"北方政策"的实施,并未改变韩美关系,亲美外交仍居于韩国外交的轴心地位。     

论精神性政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

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两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一是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二是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体现了政治价值的现实关怀,而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则体现着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该文在把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看成是资源分配过程的前提下,论证了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漏洞及其衍生后果,以此来丰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论政治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价值的和谐理念

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两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一是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二是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模式。物质性政治资源的分配体现了政治价值的现实关怀,而精神性政治资源的分配则体现着政治价值的伦理导向。在把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看成是资源分配过程的前提下,论证了两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漏洞及其衍生后果,以此来丰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兴灭继绝”与“以夷制夷”——试述传统政治文化对晚清东亚外交的影响

依照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影响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理论,前者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影响.施政惯例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国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各国外交行为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相关的策略资源.在晚清的东亚外交活动中,统治者充分运用了"兴灭继绝"和"以夷制夷"这两个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的施政惯例,以此促进了规复琉球和劝导朝鲜主动开国这两项政策的制定,并对相关外交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民国初年铁矿国有策述评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将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计划纳入议事日程,同时,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促使其加大对华铁矿资源的掠夺,加之"一战"后,国际铁矿石价格暴涨,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推动北京政府加强了国内铁矿资源管理。1914年11月,"铁矿国有策"正式颁布。然而,囿于民初中国民间土铁业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加上日本政府的极力抵制,"铁矿国有策"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并最终被迫废止。该政策的遭遇,暴露出北京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存在诸多问题,反映出民初北京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美好理想与囿于内外交困的残酷现实而无所作为的矛盾。     

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

春秋五伯都有一套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为一体的争霸战略。齐桓公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是安民、尊王、亲邻与攘夷。军事战略是先代戎狄，后抑强楚。晋文公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尊王、利民、讲信、修礼、正官。军事与外交战略是联合齐、秦，侵曹伐卫，调动楚军北上而击之。楚庄王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战略是柔服中小国家，协调君民关系，发展综合国力，选拔亲、故人才。军事战略是加强军队建设，征代中问国家，团结齐、秦，克庸击晋。吴王阖间的政治、经济战略是任贤亲民，施恩行惠。军事外交战略是治兵奋、结晋、鲁，东并大越，西击强楚。越王勾践的政治战略是对内尊贤礼士，对外惑乱吴国。经济战略是奖励生产，蕃衍人口。军事与外交战略是遮掩军实，结齐、亲楚、附晋以制吴。     

解析与建构:红色文化资源思政教育价值实现的思考

学界对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运用的探索,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可供借鉴的方法,但又不得不面对红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效性不强之困境。因此,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怎么做"的问题,探索红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和教育环体等要素之间的规律运动,建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育整体机制。     

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语言资源论纲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当代现实条件下和未来发展趋势中,语言资源的可利用价值正不断凸现,而语言多样性程度的急剧降低,使得语言资源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语言资源具有信息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政治价值.开展语言资源的监测,充分而有效地开发与利用各种语言资源,对于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迫切的现实性.     

哈萨克斯坦的外交资源与外交战略

文章对哈萨克斯坦的外交资源和外交战略进行了概括和评述。认为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外交资源并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确立了正确的外交战略,在参与国际关系中,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实现了对外政策目标。     

以公共外交推动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

公共外交是某一主体通过展示自身优秀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文化,形成吸引力和感召力,增强政治影响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外交方式。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需要重视公共外交。福建丰富的历史文化、大量的华人华侨、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与充足智识准备等是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储备。要推动公共外交建设,福建省委省政府需制定总体规划、完善体制机制,整合各方资源,搭筑交流平台,营造多方出力,共同参与的局面。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中国近代新型外交家唐绍仪

唐绍仪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他以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 ,有理有节、技巧娴熟的外交手腕 ,与强权折冲尊俎 ,力图扭转中国的外交颓势 ,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家的才华与风貌。     

捷克地缘政治思想之争

文章通过梳理近现代捷克民族精英对地缘政治范式的思考历程,指出两者在捷克民族政治思想史中的对立性。面对国家身处欧陆夹缝的困境,反地缘政治学派则从道德政治的制高点对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进行鞭挞,展示出捷克民族追求真理、正义和谋求独立、自由的民族精神取向。因此,反地缘政治学在捷克政治主流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地缘政治思潮总是不同程度地"回归"政治舞台。传统地缘政治学派坚持国家的统一性与对德国的斗争性,持不同政见者则表现出亲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取向,而捷克官方最终选择"和平分手、重返西方"的政策实践作为对地缘政治之争的历史性了断。     

顾维钧研究概述

顾维钧是 2 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外交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著名外交家。他自 1 91 5年 7月就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始 ,在以后 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 ,历经华盛顿会议、出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出使欧陆、驻节英伦、重返华盛顿等。一个又一个的外交岗位 ,无不表现出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干才 ,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对这位公认的“民国第一外交家” ,学术界有不少论述 ,据不完全统计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 ,国内 (含港台地区 )报章上共刊载研究他的文章 30余篇 ,专著 5本 ,回忆录1 3册 ,另有外交文牍选存一本。本文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     

“断不可使法界亦卷入政治风潮”——1920年代前期中国的司法生态

长期身处民国北京政府司法中枢,且两度出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亲身经历了该时期司法建设的起伏变动。余氏日记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亦呈现了司法内外生态复杂的变动过程。北京政府前期,军政势力干涉司法并不明显,亦不严重;及至中后期,随着国家文武结构失衡、中央地方权势易位、各地军阀分立、财政窘迫等,导致司法外部生态严重恶化。外部生态的恶化,不仅导致司法运转严重不畅,而且引发了系统内部暗潮涌动,"法潮"迭起。论及北京政府司法建设之艰难时,学界多归因于军阀干涉、财政窘迫、人才难得等外部因素,其实,司法系统内部问题亦不可忽视。在强调专业化、职业化、共同体的同时,司法系统逐渐形成相对独立、自治(或封闭)的内部生态,产生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对法制建设而言,这些多半并非积极因素。在运动迭起、政治泛化的北京政府中后期,大量政治案件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严重困境,在如此内外交困中,不少法界人士依然坚持"断不可使法界亦卷入政治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