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干预:排行榜视野下大学与社会的博弈

围绕着大学排行榜所产生的争议,表面上焦点在于排行榜指标设计的合理性、科学性,实质上隐藏着大学与社会之间关于各自权利主张的博弈。一方面,大学出于其传统自治理念的固守,对于各种大学排行榜持有一种傲慢与抵触之态;另一方面,社会性力量需要借助于大学排行榜的发布,引导与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实现社会干预的有力扩张。而排行榜博弈的真谛就在于寻求一种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的平衡模式。     

重构“干预”与“自治”并重的耕地保护思路

18亿亩的耕地数量是我国必须坚守的底线,传统的研究进路主要强调政府对耕地保护的“刚性”管理与干预,但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其弊端日益显现。本文在已有耕地保护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干预”与“自治”并重的耕地保护思路。     

司法介入公司自治与公司法解释的政策尺度

2005年的<公司法>呈现出公司自治和司法介入同向扩张的趋势.在司法过程中,法院遵循法律条文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加入法官对于公平、正义以及判决对公司治理正面引导等多角度的考虑,从而使得公司法解释呈现出厚重、艰难和多样性.通过对北京市法院系统2006年审理和裁判的一部分公司诉讼案件的解析,可以探析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普世性价值取向,把握穿透其中的原理和结构,并搭建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两种法律运动方式之间的理性桥梁.从保护股东权益和促进公司权力的顺畅运行这两个目标出发来确立司法介入的确定性基础,公司法解释则能够维护公司的基本价值,促进公司和谐发展.     

公司自治的法经济学分析

走过了计划经济的我国依然习惯于管制或者至少是"监管",包括对最需要自主性的市场主体--公司.公司的强大需要自治,公司制度的完善需要强调公司的自治权利.公司自治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而公司自治的这种经济特性早已深入法律的肌体.文章从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公司自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公司自治避免走向过激的"无政府主义".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规模适度: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组织基础

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有赖于适度的组织规模。当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居民自治造成自治单元规模过大,居民自治的直接性、群众性难以实现,进而降低了居民自治的效率、效能和效力。因此,寻找适度的组织规模是推进居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关键和基础。当前涌现出的院落自治、楼栋自治都是对规模适度的探索,这些探索为我们推进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指明了方向,即在推进社区自治的同时,将自治单元进一步下沉,大力培育社区以及小区等社会自组织。     

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①自治,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在我国,表现为高校自主权的大学自治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使得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有了理论上的基础.我国高校是行政主体,其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应该寻求平衡点.基础关系与营运关系区分的理论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标准.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度政府干预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所面临的艰巨发展任务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的必要性.适度政府干预,是指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不是否定或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弥补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     

论司法介入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不规范现象在我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转型加剧了其失范的隐患,司法应当介入这一民主范式所产生的纠纷。但在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法律、法院作用有限,明确村民自治的团体社会性质,从呵护宝贵的基层民主制度出发,社会转型期的介入性司法应审慎介入村民自治纠纷,以救济的可行性为核心把握司法介入村民自治的范围、限度并推动村民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完善。     

证券交易所自治地位的比较研究

证券交易所自治地位涉及证券交易所与政府监管机构的关系问题 ,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交易所主导型、分工合作型和政府控制型。交易所主导型最典型的代表是伦敦证券交易所 ,承担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职责 ;美国和我国香港的证券交易所是典型的分工合作型 ,特征是证券市场存在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双层监管体制 ;我国证券交易所则是典型的政府控制型 ,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自治空间 ,完全是作为行政机构的附属机构进行运作。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改革导向是分工合作型体制。     

政府适度干预简论

自由竞争经济下,资本家的过分自利行为造成了市场失灵,因此政府以一种"调控人"的身份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而长期的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府失灵"。传统政府干预理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经济法未完全生效的原因,并依此提出双向干预说,期望利用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但实际上政府失灵是经济法的一部分,对政府失灵的克服只能是完善经济法自身,具体措施可以引入适度干预学说:第一,引入契约机制的互动干预体系;第二,建立责任与干预相统一的问责制度;第三,将克服"政府失灵"列入除经济法以外的合适法律形式。     

公司自治的经济学基础

作为经济学界对公司性质的一种解说，公司契约理论将公司视为法律的拟制，发挥了联结公司有关的各项契约的功能，对公司法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训练。因此，从公司契约理论出发，阐释与论证公司自治及其限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将会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与认同感。     

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兼论我国公司法之改革

公司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当前,面对全球竞争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浪潮,应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的关系,协调其矛盾与冲突,以促进公司企业经营自由,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对我国的公司法之改革有所裨益.如何顺应国际化与自由化的趋势,满足企业经营的需要,维持国际竞争,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是修订公司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我国在改革公司法时,应借鉴国外成功立法例;在改革思路上,放松政府管制和强化公司监控应是基本方向.     

"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诉求之探析

20世纪初年,地方自治被当成救亡图存的方案推上了社会舆论的前沿.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都将地方自治视为救国之途径.前者以主权在民作为地方自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以县自治作为行使民权的手段,并将地方自治规划为训政时期的主要内容;后者以"预备立宪"为宗旨,要走"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的道路,行"绅治"或"官绅共治",借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对于地方自治之诉求,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回应;而两者对于"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则反映了对"自治"理念理解之深浅与阐释角度之差别.     

论司法能动与司法节制——关于政府干预之司法审查的司法理念分析

作为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政府干预虽然在法律上具有先定力,但不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效力,因此,法院对政府干预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法院在对政府干预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秉承何种审查标准和审查态度.这构成法院司法审查的司法理念.在一般意义上,关于政府干预的形式合法性问题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法院固有的权力,但对于政府干预的实质合法性问题的司法审查,法院存在两种明显对立的态度,并由此形成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节制主义两种司法理念.     

辩证的私法自治——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与路径选择

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过程中,私法自治理念内涵发生变化。强调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即强调既要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中心,又要以包括法律家长主义在内的国家干预理念对其补充,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动态平衡。将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作为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即要求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应采用较少限制的法律家长主义,在意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呼吁全权的个人自治,在法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意愿。     

公司自治与公司法介入边界

2005年的《公司法》呈现出公司自治和法律干预同向扩张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公司制度而言,自由原则与自治原则是其天然的需求。然而,自由诉求应当建立在完备的市场和充分的市场规则上,公司法对于公司自治仍应有所规制与干预。因此,法律干预公司自治应止步于＂填补合同缺口＂和＂调整合同明示条款＂,根据公司法规的不同性质予以分类介入,努力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行政主导:香港特区管治之所需

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是香港特区管治之所需。因为,它不仅是香港历史实践的产物,而且是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同时它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趋势,也适合回归后香港特区现状的实际需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以社区自治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广西宜州市龙安村安宁社区自治的调查与启示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运动,村委会出现了“无钱理事、无人理事”的新局面,由此形成了村民自治内在的“成长的烦恼”与“发展的困境”。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中,社区自治是一种有益的形式。在村委会工作陷入困境的当下,进行农村微观组织再造,成立社区并探索适合于各地的模式,实行社区自治,具有推广性价值,有利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