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吴虞论儒家与中国旧律

本文从四个方面，即中国的旧法律以儒家的礼义为根本；儒家学说导致君主专制和严刑峻法；旧法律旧道德必须进行批判与改革；建设新法律新道德，应使法律与礼教分离，实行民主、平等、自由、共和等，分析探讨了吴虞论及的儒家与中国旧律关系的思想。作者充分肯定了吴虞反封建的法律思想，以及它的深刻影响，并认为这是一种敢于批判敢于改革的精神体现。同时也指出了他在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与社会制度缺乏全面、本质的认识；对中国伦理道德的看法，特别是对孔子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区别及如何正确对待儒家学说，尚有混淆不清与主观片面之处。     

宗教宽容与法律宽容

从宗教宽容到法律宽容的思想延伸和运用,是宽容学说的必然趋势.无论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中的"宽猛相济"思想还是西方基督教学说中的"宗教宽容"思想,都包含有内在深刻的法律宽容要素.法律宽容或法哲学上的宽容原则虽然在我国和西方的遭遇不尽相同,但却包含有共同的社会价值,它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宽容体现的是一个法律从严厉到宽松的历史过程,它虽然是来自法律秩序或法律领域之外的一种价值或超法律原则.但却是现代立法和执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整原则.     

试论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虽然有相协调的方面,但是,至少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建立基础、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式、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家族归贡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家族基点与个体基点的规范目的共八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各冲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归根结蒂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的冲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必须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相冲突的方面。从而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     

漫谈孔子学说与市场经济

讨论孔子学说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从方法上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许多持社会历史“进步观”的人会说,作为“前现代”即农业社会的孔子学说或儒家学说,与现代市场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能“同日而...     

礼法融合论略

所谓礼法融合，系指儒家法律文化和诸家法律文化的融合。礼法融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始终，并使其逐渐儒家化。一、礼法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线和根本特征儒家继承了奴隶社会强调宗法血缘的传统，主张“亲亲，尊尊”，代表着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法...     

实用主义法律观之检讨

实用主义法律观未能客观地反映司法运行规律，没有全面地把握司法的运作过程，没有认真对待判决失去社会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夸大了法条主义的缺陷、低估了法条主义的自我完善能力。实用主义法律观忽略了“平等”这一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共识，不仅使实用主义变得盲目、不确定和无原则，也使其忘掉了“法律之治”这一法治的核心要求，收获的是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代价则是法治自身。对此代价，实用主义自身无法避免，这是它把法律的实用性提升为理论基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早期中国哲学文献中的自然界与自然

一般人都认为,道家学说是把自然界看作自己的主导中心的一种思潮。相比之下,儒家学说可以被认为是把文化当作自己的主导中心的一种思想体系或宗教。“自然”一词在把道家学说的特点确立为一种系统化的自然宗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汉语中,“自然”(或引伸为“大自然”)一词指的是自然世界,即动植物和物质(包括作为物质的地与天)的复合体。在汉代以前,关于自然界或宇宙,有一些另外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诗经》人物个性心灵的刻画

《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之所以被冠上“经”字，是因为它在很早就被纳入儒家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儒家理论重要的教科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儒家学者不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无视《诗经》的文学特征，把对《诗经》的诠释变成了封建理论的说教。现代的学...     

抗战时期沦陷区封建礼教泛滥现象分析

中国自近代以来，封建礼教便不断受到冲击与批判。日本人侵中国后，对中国以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却备加推崇，并以殖民主义的强盗理论加以重新解释。一时间沦陷区封建礼教泛滥，迫使人们在遭受武力压迫的同时更兼受思想的奴役。东北沦陷后，儒家经典和孔盂学说受到日本侵略者青睐。在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封建礼教得以猖厥盛行。伪满洲国“独立”时，标榜的旗帜是众所周知的”王道乐土”。所谓“王道”即“先王之道”。它的创始人正是孔子。两千多年来，先王之道一直是统治者解释其统治合理性的思想工具。在伪满洲国《建国…     

法律与政治 前景与展望

《世界经济导报》今年年初刊载了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的新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第19节的部分内容,现摘录一些观点于下。在“法律和其他问题”的标题下,费正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的几年里陆续制订宪法和若干法令法律,但‘法律至上’却难以实现,因为最高权力由党一手执掌,而党的政策自然是时有反复的。在毛泽东时期,法律和道德一度融为一体。按照党的标准,合乎道德的行为受到政府的提倡,而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则象在封建王朝的儒家学说中主张的那样受到惩罚。结果,法律和政策趋于重合,任何违背党的政策的事情因而都是非法的”。     

“法律至上”论析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人和拓进，“法律至上”这一概念也由开始时人们小心翼翼的谈论①，成为目下法学界和一切倾向于实行法治的人士之共识。然而，任何一个概念，只有把其置于特定的论域中才有效，否则，便只能适得其反。“法律至上”这一概念也不例外。那么，“法律至上”的论域是指什么？他与“主体至上”是何种关系？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两个论题。一、法律至上的几个论域所谓“论域”，是指一个概念或一个结论所能适用的具体时空范围。法律至上必须符合其合理的论域，否则，这一结论便会产生负面的后果。比如在我国，有些学者因…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儒家的自由主义和西方狭隘的地方观念

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历史系教授保罗·科恩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巴里就儒家的学说和传统的一些问题在《东西方哲学》杂志上展开论战.这些问题包括儒家学说(或新儒家学说)的活力、西方历史学家的地方主义观念、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同西方交锋的意义,特别是关于自由主义同新儒家思想的关系等.下面摘要介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巴里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强调,儒家传统是保守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相互交织.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把儒家学说看成完全是鼓吹权力主义和因循守旧,这是一种误解.     

民族本位的世界主义情怀──—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

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强调以儒家哲学为主体儒化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中国哲学去批评、改造西方哲学，并希望由此成立整合中西的“整体哲学”，表现了一种“民族水位的世界主义情怀”。本文认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吸纳促成了儒家哲学主题的现代嬗变，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则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新儒家表现出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哲学倾向，其中包含着某些非现代性，但新儒家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及其提问方式对于当代哲学仍有一定的警策意义。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国企隐性福利的社会探源及其治理

国有企业的隐性福利与我国的“社会”样态有很大关联。隐性福利是以“父爱主义”为特征的单位社会特权福利的延续；差序格局的社会暗含着国有企业化公共物品为小团体私有物品的伦理属性。解决国企隐性福利问题，除了对其予以必要的监督外，还需要把我国的人情伦理社会建设成为法律至上的现代社会，国企利润应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以及完善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而提供普惠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