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限度——评吴仕民的长篇历史小说《佛印禅师》

吴仕民的《佛印禅师》以历史人物为原型,讲述了佛印一生云游逐道,为信仰九死而不悔的人生故事。作品在小说艺术上注重写作的限度,具有明确的形式意识。作者不仅采用了成长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而且还在贴合人物成长与情节发展的知识叙写中,体现了一种从人学传统向名物学传统回归的倾向。这一变化,反映了吴仕民克制作者意图、解放文本意图的形式自觉意识。     

社会与主体性：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

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的研究,常常不可避免地会以片中人物（“自我”）与其所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作为逻辑起点。学者们认为电影情节中的戏剧性关联从本质上能够反映出意识形态现实,这种例证在中国当代电影中比比皆是。而中国电影创作中常常贯穿、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前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性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连续性和矛盾性开启了影片中自我、家庭、工作岗位以及国家——这些关涉社会整体性想像的各个基本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些理论前提入手,本文试图讨论中国电影中最为错综复杂且激动人心的流行叙事样式,这一样式体现出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与新兴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进而清楚有力地阐明处在两者夹缝之间的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矛盾与情节冲突所能企及的范围与表现力度。这一叙事样式正是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的“情节剧”。由于这一分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类型电影体系,所以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进行一些理论观念的跨文化平移。①     

中韩家庭剧婚姻背叛叙事的文化伦理

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伦理视野中,有些夫妻关系处于婚姻背叛的不稳定状态。中韩家庭剧较好把握了夫妻关系在历史转型期的变化,对婚姻背叛给予较大的关注,而对背叛婚姻的叙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伦理取向。中韩家庭剧婚姻背叛的叙事基本采取一男二女的人物关系模式。但是婚姻背叛的叙事情节和风格不同,中国家庭剧强化尖锐爆发性的矛盾冲突;韩国家庭剧采取含蓄的叙述方法,而且尽量弱化和净化正在进行的婚姻背叛的情节。对成为过去式婚姻背叛的态度,中韩家庭剧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家庭剧一般相对＂宽容＂,而韩国家庭剧则是严厉的谴责和批评,这与各国不同的叙事伦理和文化个性有关。     

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

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作者一般通过说书人语气、人物言行、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别号、情节的设置等方式暗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或者小说人物的某种结局。先验性叙事不同于元叙事对虚构的明确而彻底地暴露,而是有意识地试图告知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叙述者通过虚拟的说书人来完成先验性叙事,但是并不充当作品中人物形象。先验的预见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     

现代化进程裹挟下的英雄成长叙事——重读电视剧《士兵突击》

在主导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多元互渗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士兵突击》,呈现出国家意识形态传达、批判现实与迎合大众审美的多重面目,实现了中国军事题材电视剧的类型突破。从表层叙事来看,许三多的成长,是一则从讽刺类型人物成长为高模仿类型人物的英雄成长叙事。其成长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国家族成人传统,将其与阿甘进行比较研究,能看出两者的成长模式背后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性。如若立足21世纪中国社会语境对该剧加以观照,许三多这一人物身上还凝结了创作者面对被现代化进程所裹挟的当下中国时,对传统文化与精神的一种由衷的怀想与思慕。     

试论中国古典小说及其理论的转化

叙事与抒情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质素,无疑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却会形成、发展为不同的文学传统,这就是中西文学一长于抒情、一擅于叙事的事实。当然,这种对比是就其总体趋向而言的。中国文化其实并不缺少自身的叙事传统,只不过这种叙事传统主要体现在史传形态而非文学形态上,尤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由于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历史意识在早期     

论《喧哗与骚动》中声音书写的叙事功能

在《喧哗与骚动》中,声音成为福克纳糅合南方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审美旨趣的艺术手段,或具象化演绎不同情节或场景,或抽象化建构主题及文化意蕴,以多元形式作用于人物设定、故事架构与主题表达,具有独特的叙事表意功能。话语声音的内在音色与外界声音的心理导向为塑造人物的个性特质、意识情绪与认知特征提供行之有效的感知路径。特定声音信号与意象在情节演变过程中发挥预示功能,重构故事时序、影响叙事节奏,协同宏观叙事声音创设时空美学。福克纳采用“个人型声音”言说时代变迁中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态与生存境遇,以人文关怀的情感立场书写生存与发展母题,彰显其明晰的南方身份印记及对历史、宗教与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与思考。     

王统照的乡绅形象书写

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王统照善于从道德视角观察和描摹人物。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修养的王统照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塑造了众多性格丰满的乡绅人物形象。按照时间序列,乡绅分为旧乡绅和新乡绅,王统照对两类形象都有所描摹,并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和心路历程。王统照的乡绅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反启蒙”叙事,具有以小窥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生命的叙写：《厚土》民俗纠葛情节的艺术展现

李锐的《厚土》聚焦吕梁山,借助民俗纠葛,展现民众的生存困境。《厚土》民俗纠葛情节的运用注重地域性与普泛性,往往把地域、时代的特性与人性、传统文化的共性相结合。《厚土》在构建故事、塑造人物,展现民间生活时采用了情感叙事和生存叙事两种叙事策略,并且共同构成了李锐创作的完整叙事体系——生命叙事。李锐借助民俗纠葛情节,实现以上叙事策略的同时,始终不忘对底层人物的生存、命运、人性、文化的深切反思,使作品具有突破地域的文学永恒价值。     

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解释模式——布达佩斯学派后现代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历史旨归

布达佩斯学派从政治、需要、道德、哲学、历史等多个维度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视域。其中,他们通过历史展示了现代社会深层的文化结构与文化问题,通过历史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首先,在他们关于后现代特征的分析中展现出了一种后历史的倾向。其次,基于这样一种后历史的倾向他们对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批判历史意识发展到现代宏大叙事阶段不能反映现代文化的地理和叙事,提出了能够反映现代世界多元化倾向的后历史意识;批判现代性阶段宏大叙事的目的在于找寻新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解释模式,通过对伴随着现代性宏大叙事而来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宣布只有转变历史解释模式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而后历史解释模式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解释模式,对社会进行的是一种多角度的阐释,本身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布达佩斯学派运用历史意识和历史解释模式分析的是当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文化问题,指向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解释模式,所以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揭示模式可以说是布达佩斯学派后现代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历史旨归。     

《到灯塔去》的审美开拓与困境

伍尔夫《到灯塔去》以“灯塔”取代传统小说的情节,让人物围绕这一道具展开感知、流动意识,不同人物的感知相互错位、对比,从而刻画出不同心理逻辑、塑造出不同人物形象。这些相互差异的心理逻辑,又因道具的统一,而在小说主题上实现深化统一。这部小说围绕灯塔还派生出窗口等众多次要道具,使人物心理错位进一步细腻、人物情感逻辑更加饱满充分,小说主题得到深化。小说中道具同时参与表层及深层文本的建构,这种道具手法近乎完美的运用,开辟了小说形式新的可能性,极大地拓宽了现代小说的审美域度。但这种意识流文本的优势对普通读者来说,却是一种阅读挑战。普通读者难以解读出人物意识逻辑的自洽性。伍尔夫的后期创作,在传统小说手法与道具手法间摇摆,也表明了意识流文本结构的困境。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崇简尚韵的意境营造——古代小品文对确立文学叙事的意义

作为一个文体名目来说,小品文在现代才出现,但其实际历史却很悠久。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出现了小品文的第一次高潮,历经唐宋而在明季达到鼎盛。从写作上说,小品文崇尚简洁,重视情韵,既受史著尚简笔法的影响,同时也与玄学简淡玄微的旨趣相关。其哲学渊源,实为庄玄,提倡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个体的自得自适。这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还文章以审美、娱乐功能;而就审美特征而言,便是崇尚简约,重视情韵。二者一在文用层面,使应用文字变成审美文字;一在审美层面,以意境作为散文叙事的重要特征,从而区别于小说叙事的以情节冲突、性格成长等为主要特征,在古代散文从应用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对散文文体的确立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叙述艺术比较

话本小说叙事主要靠讲述,文言小说主要靠展示。从叙事角度看,话本小说采用全知视角,不少文言小说采用了限知视角;从叙事时间看,话本小说按自然时序连贯叙事,不少文言小说运用了倒装叙事;从叙事结构看,话本小说主要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文言小说主要以人物为结构中心。     

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

《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历史小说的一种艺术形态和美学风格，它集中体现在小说话语形态、情节模式以及叙事意象上的创新变异，是鲁迅对传统历史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人性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来说极富启示意义。     

透视电视剧《潜伏》的叙事张力

电视剧<潜伏>剧情紧凑,悬念频生,其"理解性认同"的视角彰显出强大的叙事张力.<潜伏>在革命叙事中张扬了对人性的关切,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彰显出对信仰的价值关怀,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着理性的艺术审视,在爱情叙事中回归崇高情感的抒写.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一直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这使得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文学史上很难出现,极为稀少。然而,在打工小说中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农民不单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也成为基本具备叙述能力者,甚至成为完全具备叙述能力者。以至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打工小说中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携带着时代的气息,显示了作家的平民意识与人道情怀,彰显了农民自身素养的提高与自主精神的丰厚,成为时代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并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农民为叙述对象的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农民”的叙述主体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