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

1826年清廷的漕政改革,以海运南漕、官督商办的“试点”形式取得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改革”尝试。本文分别论述了它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粮,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清初以来,漕粮一直是重要的田赋形式之一,被清政府视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咸、同时期,正当清军与太平军决战于江南、胜负未卜之际,长江中下游各省份(湘、鄂、皖、赣,苏、浙),或先或后实行了改漕“减赋”。其中,尤以湘系党魁之一、湖北巡抚胡林翼对漕政的清厘整顿较为完善,影响颇大。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     

道光朝总督群体结构研究

道光朝是清代乃至我国整个传统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对道光朝51位总督民族、籍贯、出身、行政经历、到任年龄及任期和离职原因等的分析,可以窥视出清廷在这一转折时期的用人之道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而对我们理解清代中衰或有助益。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李得仓受抚后治理张家川的贡献

李得仓接受清廷招抚之后,成为地方官员,负有安抚一方百姓的责任。他向清廷争取回民的正当权益,促进回汉团结,支持民族宗教事业,为张家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贡献。     

初唐时期的江淮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常转漕东南之粟”,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漕事简”,漕粮主要来自传统的赋税基地即黄河中下游流域。高宗、武后时期,随着中央用度的急剧增加,漕运进一步发展。而此时由于东北、北部边境屯驻重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租赋主要供应军需,上解京师的数额大为减少。这种形势下,江淮地区就成为入京漕运的主要来源。     

道光朝回疆职官变革得失探析——以道光十六年喀什噶尔职官参劾案为中心

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御,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在新疆南部（又称“回疆”）进行职官调整,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从喀什噶尔东迁至叶尔羌。道光十六年（1836）,因为喀什噶尔库银亏空和民众控告当地军官,引发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与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关于事权的矛盾,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参劾,凸显出道光时期回疆职官变革过程曲折。     

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

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内容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池州帮漕粮从铜陵大通镇经长江、大运河转运到通州的相关路程，沿途的关津渡口、商业市镇、风俗物产、衙门机构，以及漕粮兑运、漕运轮值等方面的情况，漕运中头舵、水手等群体的津贴，相关的敬神仪式，漕船的检修、洗仓、回空、关钞、水脚等规例，折射出乾嘉时期漕运的实际运作情形，弥补了传统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     

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原因论略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发展的顶峰时期,然而在咸同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扫荡粉碎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一腐败的八旗绿营,迫使清廷只得依赖地方武装,遂致督抚筹饷练兵、专揽大权,打破了地方军政民财设官分司互相牵制和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平衡,形成靖末地方督抚骄横跋扈之局面。这些论述已在有些论著中刊出。然而笔者认为这仅是清末外重内轻局势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而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原因既有其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变化的因素,更有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受外来干扰而产生变化条件的影响。本文谨将这些原因略作论述。     

问题与应对：北宋临时遣使巡察地方论析

北宋时期,皇帝临时派遣使臣巡察地方是逐渐完备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应急措施,往往运用于地方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地方官忿争等突发事件之时。从宋太宗到宋神宗时期,皇帝派遣的巡察官员出现由宽泛向专业化变化的趋势,即皇帝逐渐倾向于选择与应对地方突发事件相关的中央机构官员。这些官员到达地方后,着意解决赈恤百姓、清理狱讼、按察地方官、导扬壅遏等具体问题。尽管被遣官员是秉承皇帝旨意巡察地方,但其权力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惠及百姓之事可“便宜从事”,若关涉监察地方官的重要事务,则只有举奏权,不可擅自处置。     

明代法定漕费的形成与使用演变——兼论明末清初私贴额定化过程

明代中央法定漕费分为尖米、耗米、脚米、席木四类,这四类漕费产生于不同的运法中,起初主要用于运输盘剥之用。成化年间,明政府为了保障漕粮足额交纳,额定了进仓耗米的数额,史称"起米"。弘治年间,为了方便旗军沿途使用,明政府将尖米与耗米合并后,再将其分为随船耗米与轻赍银两部分使用。随后,又将随船耗米分为加耗、起米、船耗三部分使用;轻赍银则分为盘剥、完粮、扣省、羡余四部分使用,这种划分方便了政府将部分漕费转化为财政公用。至于脚米、席木等,则多用于修仓、修船、修河等,与起初的用于苫盖、铺垫、雇船等迥异。随着上述法定漕费不断转化为财政公用,加之仓弊愈来愈重,旗军严重缺乏用度,不得不勒索纳户以自救,形成了耗外加耗的风气,史称"私贴"。为了平息军民在私贴上的纷争,地方政府不断将其额定化。清鼎立以后,在损益额定私贴的基础上,形成了"漕赠"等名目的法定漕费,随后漕赠又被转化为财政公用,于是新的另加兑费层出不穷。     

清末督抚与预备立宪的宣示

２０世纪初，督抚已成为一股独立的、能够左右清朝决策的重要政治势力。日俄战争的刺激，立宪派和幕僚的推动，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向清廷争夺权力的需要，使督抚们纷纷奏请立宪。作为清廷统治的主要支柱，他们的吁请，对清廷决定采行宪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文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过程。指出清廷的主观意图是通过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从实际后果看,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中央与地方矛盾进一步扩大。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政府实际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此无法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未制约既得利益者,只能在各方既得利益的左右下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调整除了回复到旧路上去外,别无他法。      

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

文章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清末川边巴塘事变进行讨论,运用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概念来剖析巴塘事变前后该地的文化政治生态。20世纪前巴塘的"权力文化网络"由四个方面维系(土司、寺院、清廷在当地的代表和商人)。巴塘事变以后,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巴塘的地方权力架构失去平衡,这一汉藏交界地区的重镇,在清廷激进的边疆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被纳入中原地区的国家/民族与现代化进程。     

晚清国家权力的弱化及其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是后发展国家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晚清时期,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中央军权的不断下移、中央财政的日益衰败、地方势力的迅速崛起以及乡村社会的失控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