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合同适用及其制度启示

绿色条款已全面融入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各编规则中,特别是在《民法典》合同编中系首次规定。在合同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适用绿色原则来判定合同效力、解除权行使、效力终止后利益返还的实践做法。折射出在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独立于禁止违法与背俗原则的制度地位,也在合同解除、履行利益返还问题中,要求重新认知绿色条款的合同法本质。因此,将绿色原则和合同立法中的具体绿色条款,回归到合同债权债务的民法逻辑下,还原到民事立法作为裁判规则的纠纷化解场景中,绿色条款在本质上是对合同双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法定附随义务的规定,基于该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在双方间比较,生成相应的绿色请求权,这构成适用《民法典》中绿色合同条款的认知基础。     

住房按揭保证保险的发展与立法完善

住房按揭保证保险是一项备受争议的险种.对其性质认识的不同,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纠纷解决途径的不统一.我国现行的按揭住房保证保险制度因缺乏立法和理论支撑而存在法律适用的问题、强制保险与民商法基本原则相违背的问题、保险过度的问题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问题.     

《民法典》绿色规范的学理阐释与具体适用——以环境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民法典》构筑起了以绿色原则、绿色物权、绿色义务、绿色责任为基础的绿色化规范体系，实现了环境法与《民法典》在以绿色原则为价值链接、国家环保义务为宪法依据、公民环保义务为规范基础、环境侵权为关键领域四个方面的关联。绿色规范的法律适用是《民法典》所肩负的重要实践任务，具体来说，绿色原则的法律适用有赖于法官裁判理念的更新，即在接纳私权利社会义务限制理念的同时准确理解绿色原则所蕴含的环境法价值观念；物权编绿色规则的法律适用重点是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物权限制之间的关系；合同编绿色规则目前的法律适用意义不大，要结合具体的实践情况将合同环保义务具体化为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必要时合同环保义务需经司法确认使其具有强制效力；侵权责任编绿色规则的法律适用难点是环境私益损害与环境公益损害出现客体的叠合时如何实现两者的分层救济，重点要做好与环境法机制的衔接。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西方现代文学生态批评的产生发展与基本原则

西方现代生态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显学".其基本原则包含着生态维度,体现了生态道德责任,倡导一种"价值重建"的绿色阅读和特殊的"环境想象".其效应是使自然"负熵"成为可能以及生态诗学的建设,等等.     

关于判决前“罚金已缴纳”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针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预交罚金”问题,认为其仅是一种变通的刑罚执行方式,“预交罚金”的性质实际上是罚金刑执行的保证金,与罚金的法律性质不同,根据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此种变通不能突破现有的刑法框架,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不能也不应拒绝作为罚金刑法律依据的刑法第52条、第53条等条款的适用.     

生态批评的意义性指向

生态批评是伴随着人类自我反思与批判而产生的一种文艺现象,在学理上不是生态学与文艺学简单的学科联合,更旨在渗透与合理交融,它是既萦绕着深刻的绿色思绪及文化意蕴,更昭示着"回归"性的生存实践.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及基本观念旨在坚守"生态世界观",其整合性在本体论建构原则的基础上及生存论的观照视野中,则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拓展性、辐射性及动态性、功能性与过程性.     

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证据规则,并确立了若干项旨在规范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对基本原则的概括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本文认为有六项基本原则已经为中国刑事证据法所确立。这些基本原则各有其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有些证据规则存在着与基本原则要求相悖的方面。基本原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有其各自的适用例外。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例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基本原则在确立和适用上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     

生态政治对传统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绿色挑战

生态政治标志着新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政治实践与理论领域中的绿色面向与变革。在政治实践领域,以绿色非政府组织和绿党作为两个积极的环境行动者,在行为模式和组织原则方面进行了绿色尝试,反映出其中所发生的绿色面向;在政治理论领域,通过对政治场所的扩大和新政治成员的引入、对政治概念的绿色引申,以及对政治思想的再解读,形成了对政治理论传统的绿色变革。     

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关系之实证分析

国家行为原则和主权豁免理论是国际法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但是,两者极易混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决定了它与主权豁免理论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揭示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行为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合同免责条款适用的法律问题

免责条款的适用是合同法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该条款具有重要意 义。文章在分析免责条款的性质及其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论述了遵循其规制的要求,探讨了对其适用效力的 确认和解释的相关原则问题。     

论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实现路径

在环境司法中适用预防原则以排除具有生态环境损害危险的行为,并预防生态环境风险,是生态环境保护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的体现,也有利于突破传统的事后救济的司法模式,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在环境司法中适用预防原则,应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确保以司法权的谦抑性为前提。目前,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适用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主要形式,但"重大风险"适用范围不合理,应注重检察公益诉讼中风险预防的适用。危险排除责任和禁止令措施也是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重要表现。明确危险排除责任的意涵与形式,以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为依据,识别和管控风险,并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是促进预防性责任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重要路径。在禁止令的适用中,应分别完善行为保全性质的禁止令和非诉强制执行性质的禁止令,扩展预防性司法措施的适用。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现状与路径

当前,高校在教育资源配置和基本职能发挥方面缺乏生态教育意识,滞后于生态建设实践,致使大学生的生态意识滞后和消费行为失范。深入剖析高校市场化中人才培养急功近利,教育范式情感缺失,学科间壁垒增加的成因,积极探索具体可行的育人理念、制度保障、协同机制、课程体系、注重实践育人的生态文明教育有效路径。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彰显高校"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越性与独特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漏洞,但是它在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的功效,至少在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及法制环境下是无可替代的,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及存在的必要性。该诉讼模式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并确立了相关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平衡考虑国家、原告人、被告人利益原则,制度价值最大化原则,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原则。该诉讼模式下还可以适用以下新制度,包括审前调解制度,简化程序制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阶段的相关制度。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事、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罪刑不相适应——论我国贪污罪的危害与惩罚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刑罚设置合理,刑罚适用恰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在我国,贪污罪的犯罪性质恶劣,危害性极大,而在实践中对其惩罚却较轻,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是违背的.应当完善贪污罪刑罚立法,并严格刑罚适用,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量刑情节适应的基本原则

量刑情节适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全面评价原则、具体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全面评价原则,是指在适用量刑情节过程中,应当对所有可能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加以全面的考量,而不能有所忽视或遗漏。具体评价原则,是指结合整体的案件事实,对量刑情节的性质、具体表现情形及其所可能影响刑罚轻重的程度进行具体的评价。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作为一项量刑原则,是指对已经导致刑罚量增加或减少的事实情况,不得再次将其作为增加或减少刑罚量的依据。在量刑情节的适用过程中贯彻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关键就是要避免在量刑情节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之间,以及在量刑情节自身之间形成重复评价。     

试论生态文明社会的标志

生态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互利共生,人们积极开展生态建设、充分享受生态成果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是生态社会的最基本标志,具体表现为生态原则成为资源配置基本依据,生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基本内容,绿色消费成为社会主体消费方式,生态法制成为社会基本行为准则,生态意识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我国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有其立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该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些基本原则,对法的意识的形成,对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法学理论研究,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国民族法的基本原则,和其它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但是,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中一个特殊的领域,调整这种关系的立法原则,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点。全面研究这些特点,是正确地进行民族立法的一个必要条件。     

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

由于环境保护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矛盾之处,其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导致了一项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产生。由《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二十一宣布的主权适用原则,体现了国际法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新发展。它包括了权利和责任两个基本内容,具有三重涵义:一是确认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二是维持国与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三是谋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