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为视角

当今生态哲学视城里的两大重要范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今天,争论得越发激烈。“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现代环境哲学无法逃避的重要议题,研究清楚这两个主义,并且认识其争论的本质对于探究当今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舍弃其一还是有保留的扬弃,是值得当今生态哲学深思的。     

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及其理论困境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影响非常深远。但是在义务论、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方面,它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义务论方面,它没有将人类价值放于优先位置,导致当出现多种义务时难于抉择的困境;自然主义方面,它直接从“是”推出了“应当”,抹杀了“是”与“应当”二者的区别;整体主义方面,由于把共同体的善置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环境法西斯主义”。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杰出代表贝尔德·克里考特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与发展,提出了“同心圆”模型以及二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伦理的理论困境,生态整体主义也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一个伦理探索的新维度。     

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

在罗西·布拉伊多蒂看来,传统人文学对人类主体的关注过于狭隘,而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场所也存在局限性,后人类思想话语的发展历程对我们关于“人”的理解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建议将人文学科重新构想为理解所有实体(人类和非人类)相互关联的更大项目,主张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承认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知识的多元性。她呼吁人文学应在应对人类活动对地球带来深刻影响方面发挥作用,推动以环境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出现。     

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误区

非人类中心论的哲学基础是情感主义,其理论有浓重的文学色彩或宗教色彩。非人类中心论不是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理解人,而是局限在生态学、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人;不是具体地在社会制度文化中认识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将其归因于抽象的人性,将人类中心主义误读为“物种利己主义”。将生态学与伦理学相混淆,非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几乎是将生态学理论生搬硬套到伦理学领域的产物。因其易于导致憎恶人、仇视人的错误结论,故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法学的疑问

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法学之哲学基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逻辑上存在诸多缺陷,难以成立,也不具有可普遍实施的实践性。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法律实践。环境危机并非人类中心主义之过,“人类”是环境危机的最大受害者,环境法治需要发扬而不是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地位之争与反思

当代的生态危机在西方伦理学界引发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挑战。争论双方围绕道德主体的范围和自然的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争辩。人类中心主义墨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道德主体只局限于人。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道德主体还应当包括自然,它试图通过强调种际平等,把道德关怀范围扩大至非人类存在物,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通过分析、比较生态伦理学各派的主张,可以对人与自然关系有清醒认识:首先,人类要尊重非人类生命的权利;其次,应恰当处理生态系统中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最后,人类还必须对自身的认识偏见时刻保持警醒。     

转基因食品的环境伦理问题之我见?--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分析

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焦点在于,前者认为环境保护是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间接保护,非人类存在物在人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而成为间接保护对象;而后者肯定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地位,认为环境保护就是保护非人类存在物。如今,转基因食品在其应用及推广上同样存在激烈的争议,本文从环境伦理学角度研究,通过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进行深一层分析。     

国际视野中的儒家环境伦理初探

西方环境伦理为人类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提出了多种洞见。但其缺少实践价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也使其充满了争议并且很难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这一观念还可能会导致西方世界对后进民族的新压制。在这样的语境下,以全人类的哲学智慧来呼唤一种新的环境伦理的诞生势在必行。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伦理提倡一元论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大德配天的精神,强调君子假于物的“度”,强调“知其所止”和对人内在良知的发掘。这些都可以为新的环境伦理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成为为人类心灵立宪的智慧来源。     

环境哲学研究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述评

当前，西方环境哲学面临的一个最为突出问题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纷争与对抗（参见杨通进、谢扬举、彼得·温兹、戴斯·贾丁斯等众多学者的相关论著）：总体说来，在本体论上，前者彰显“荒野”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先在性等，主张“荒野自然观”，后者彰显自然的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主张“机械论自然观”。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辨析

文章表述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两大学派: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分别介绍了两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及不同流派;阐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要点,以及二者融合的趋势;认为二者的融合不仅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具有现实意义。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探析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在经历了世界观、历史观向伦理哲学和价值原则的创立与批判，走向了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崇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自然价值观。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论，以及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没有超越机械自然观和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基础和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要解决和消除环境主义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把自然共同体和社会．业同体结合起来，把人置于区域共同体内，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     

试论生态主义的乌托邦特性及意义

生态主义是现代西方生态环境运动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现代生态学为依据,把道德价值建立在生态系统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态主义作为一种反主流的意识文化,在探寻人与地球生态道德关系的新思维和新观点时,也蕴藏着乌托邦式的臆想。正是这些乌托邦特性充分展现了人类可贵的超越精神,激发新的激情和多维视角,导引人们去破解生态伦理困境,拓展其新境域。     

“仁慈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困境及其哲学突破

作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仁慈主义环境伦理在西方风靡至今。它主张：人应该对其他非人类生命存在者持仁慈的态度,不给非人类生命个体带来痛苦。但是,仁慈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以人的主观体验衡量动物的苦乐感。人能否理解或诠释异类动物的苦乐？如果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仁慈主义环境伦理就会因此而走入困境。然而,到目前为止,科学依然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此,伦理学只有回归哲学寻求帮助,而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则以人与动物苦乐的共通桥梁而成为突破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超越物种歧视主义

物种歧视主义指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的歧视.世界并非仅仅是为了人类而存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不应该以人类为极限;认为人类应纠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实际行为上做到平等地对待非人类存在物;提出可以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另一方面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性;以及倡导素食主义,改变人们吃肉的生活习惯来避免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深层生态学家应致力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深层的环保;并进而指出,<淮南子>自然整体主义世界观中,"无为"既是"道"的根本,也是其具体落实和表现,它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是对物种歧视主义的最彻底的超越.     

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

西方思想家为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四点证明理由: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理性优越论及其现代变种。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家从实践困难、逻辑缺陷、利己主义尾巴、道德进步的界限西个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诘难。只有实现元伦理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转换,才能真正理解并参与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发生主体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复杂性视野

文章分析了环境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义学派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指出只有建立在复杂性视野下的发生主体论,即把主体视为由自在主体、自为主体、自觉主体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网络系统,才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新平台。文章也密切关注植物的主体性涌现,力图以此为环境伦理学由“人际伦理”向“种际伦理”的演化奠定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     

“物转向”：21世纪以来的理论衍进、内核演变与文学研究前沿生成

受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的牵引和推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理论大潮在纵深衍进的同时发生了内核演变。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21世纪“物转向”理论思潮凸显“物质动能”,通过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重塑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物转向”理论思潮在21世纪的内核演变促成了“物转向”文学研究呈现从“转向物”到“转向物质动能”这一衍进趋势,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塑造了近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前沿的风格。     

儒家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伦理比较

儒家＂人贵于物＂的生态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从＂功利＂出发,遵循的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哲学思想。而儒家从＂道义＂出发,遵循着＂天人合一＂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将人类的道德扩展到自然界。在道义这一点,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的生态智慧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存在着分歧。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万物与人的平等地位,主张爱的平等性,而儒家则认为＂人贵于物＂,主张爱有等差。与西方生态伦理相比,儒家生态智慧更适合实际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辩难

一切有利于人类的生物都应该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但是,只有道德的特殊的起源、目的和标准,才可能是为了增进人类与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共同利益;而道德的终极的起源、目的和标准,则必定只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利益。这样,一方面,当人类与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一致时,便应该遵循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标准,因而应该既增进人类利益又增进动植物的利益,甚至应该为了增进动植物的利益而增进动植物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真理。另一方面,当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时,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标准便不起作用了,这时,便应该诉诸道德终极目的和标准“增进人类的利益”,从而应该牺牲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而保全人类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是真理。     

弱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另一种论证

以诺顿为代表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者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一种"充分"的论证。他依据"感性偏好"和"理智偏好"区分了强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价值观念,并强调环境伦理学必须超越现代西方文化中主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实现价值思维的重大转换才能走上学科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