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为响应“建设幸福广东”的“十二五”目标,采用追踪研究法,跨越4年时间,获取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对幸福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居住地环境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结论对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具有指导作用。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导游自我认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其幸福感知关乎导游队伍的稳定性、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文章基于导游主观幸福感调控命题展开,引入"导游自我认知"和"领悟社会支持"内外部因素变量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调控策略。实证环节通过路径分析及假设检验探析自我认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认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自我认知对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自我认知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效应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最终,据此提出导游岗前执业风险预判,构筑导游良性人际支持与和谐主客关系的建议。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电子政务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交警“随手拍”为例

基于西安市6个行政区的1 238位市民的调查数据，应用技术接受模型、政府信任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的因素。结果表明：公众认同感、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主观规范、月收入、驾驶资格证、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9个指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公众的性别因素影响不显著。     

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后GDP时代,居民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通过编制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海岛舟山群岛新区的600名渔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影响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7个因子和总体幸福感的6个维度的路径分析,搭建了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模型,同时就海岛地区如何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

本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黄兴镇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表现为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组织公平感知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

本文以山东省滕州市的农技推广人员为样本,运用回归模型考察了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组织公平感知如何通过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传导机制来触发其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研究结果显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组织公平感知和主观幸福感均显著正向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主观幸福感在组织公平感知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完全的中介作用。     

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对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

灾区居民的长期生活质量监测是评价灾区重建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对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社会交换”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等理论为基础,从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汶川县和北川县五个城镇389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理论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均对重建政策满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感在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与重建政策满意的作用关系中均起着中介作用;重建方式只在工作收入、娱乐消费和家庭生活3个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维度上与幸福感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的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关注居民生活质量发展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在地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意愿关系的研究

特色小镇成为时下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热点,而打造小镇特色生态链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同样地,乡村文化传承和小镇运营亦需当地居民支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青岛市国家级青少年足球小镇为例,通过运用PLS-SEM实证检验当地居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风险感知影响当地居民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同时,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直接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意愿;且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风险感知通过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意愿,但是政府信任对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故目的地政府应该注重构建特色小镇利益共同体以提高当地居民的获得感、提升居民参与的保障性、提高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抗风险能力,注重居民利益以此激发参与积极性。     

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与异地创业农民主观幸福感——兼论制度环境感知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中异地创业农民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分析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制度环境感知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异地农民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文化距离对异地农民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则呈正U型;制度环境感知对两者关系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制度环境感知变量的引入导致两对关系的拐点发生右移;右移的拐点对两对关系的影响不同,意味着在提高了农民创业者对地理距离的容忍度的同时,却降低了其对文化距离的容忍度。该项研究是对当前幸福感研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摸底异地创业农民的生活状态,加深对农民异地创业幸福感的理解。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环境认知对乡村寄宿避暑度假者忠诚度的影响研究——地方依恋与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市居民的乡村度假旅游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探明城市居民的乡村度假行为机制对于乡村度假旅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文章依托“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构建环境认知对乡村寄宿避暑度假者忠诚度的影响模型,以江西靖安县三坪村为案例地,探讨乡村寄宿避暑度假者忠诚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认知对度假者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地方依恋在环境认知对度假者忠诚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第三,幸福感在环境认知对度假者忠诚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第四,地方依恋与幸福感在度假者环境认知和忠诚度之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文章揭示了城市居民乡村度假行为机制,拓展了地方依恋理论的应用领域,可为乡村度假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异以及各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况。并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个体特异性因素、就业发展因子、家庭文体因子、公共服务因子、居住环境因子、生存环境因子和社会环境因子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