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正是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试从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失当及纠正--以“南平医闹事件”的解决过程为例

医惠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协调解决医患冲突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政府行为不尽如人意。以“南平医闹事件”为例,分析事件发生过程中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指出政府在解决医患;中突事件中存在角色失当行为,建议政府通过依法行政维护医疗秩序,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

以问题研究为取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成因和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发生的、具有较多网民参与、推动或转化的有一定影响的非制度化事件.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以舆情监控为先导、制度规制为主体、技术规制为手段的风险规避机制加以应对.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性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既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处于多种矛盾叠加的社会敏感期,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唯有找准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才能对症施治,有效防止其发生,降低社会成本。本文着重就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进行深层次探析,希望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视角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失衡,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意识形态僵化、组织建设集权化以及资源投入的“异化”严重制约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效率。因此,从制度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资源能力3个方面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优先议程。     

网络群体性事件内在逻辑的ERI模型分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诉求行为越来越受关注.“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从付出和回报的不对称视角探讨社会压力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基于此模型可以推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有关.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付出与回报的失衡状态引发的不公平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驱力.本研究从政府管理和网络传播两个方面完善了“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并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为公共管理部门处理此类事件提供了整合思路.     

国内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的频繁发生及其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形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积累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成果。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成因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性评价和前瞻性探索,为科学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小冲突如何演变为大事件——县域社会风险场演化机理与控制研究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分析县域社会风险场运作的系统要素,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群体性事件发展的因果循证,丰富了县域社会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引入物理学的“能量场”概念,理论探索与事例实证并进,构建县域社会风险场的演化模型并量化仿真,觅求防控小冲突升级为大事件的关键要素,探寻县域社会风险存量消减和增量控制之道。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质量对县域社会风险能量变化的灵敏度最高;个人素质虽亦与风险能量负向相关,但其控制效用并不明显。现场维稳与谣言治理力度的提升均呈现出显著的县域社会风险能量控制效果,而其中现场维稳稍胜一筹,是资源和成本的重点投入对象。防治县域社会风险应有具体针对措施。     

群体性事件经济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通过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经济意识、直接原因、深层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对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成因提出了一些理性思考。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衰变及其治理模式变革：从“粗放式摆平”到“精细化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环境利益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地方政府长期运用的是“粗放式摆平”行为模式,主要样态包括权宜之计、刚性维稳、工具单一、政府包揽等维度。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总目标指引下,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由此迈向了精细化治理的变革之路。较之于“粗放式摆平”,“精细化治理”具有关口前移、制度建设、公平正义、柔性治理、社会协同等特点。从“粗糙式摆平”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事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的倒逼、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提升、学习与培训机制的跟进以及社会认知的深化等。     

从“9.11”事件看美国—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宗教内核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看,“9.11”事件的发生是由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以及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巨大的国际政治权力落差所导致的。那么,是什么造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这一权力的落差呢?本文对此进行追问,认识到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新教之间的不同物质财富观念是这一权力落差的重要历史根由之一。而这两大宗教又是这两大文明之所以成其为自身文明的内在核心要素,所以这种国际政治权力落差又表现为以宗教观念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从“9.11”事件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文明冲突”有着坚硬的宗教内核。     

价值累加理论叙事框架下的群体性事件探析 ——对“乌坎事件”从微观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再审视

斯梅尔塞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认为,所有的群体性行为、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发生,都是由6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社会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诱发因素;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控制能力下降。与以往研究大多从舆情演化、话语权博弈、政府治理、村民自治等宏观视角出发不同,本文以价值累加理论为叙事框架,采用叙事法,并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具有“时代标本意义”的乌坎事件进行微观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再审视,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机理。     

边疆民族群体性事件:概念、治理模式与研究展望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衍生或次生概念,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上看,属于冲突或社会冲突的范畴。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主要有"违法标准说""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反映出不同学科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差异。西方学术界关于族群冲突治理的向心主义模式与协和主义模式理论模式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存在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1)前者倾向于大众参与,后者倾向于精英政治;(2)政治妥协达成的时机不同;(3)向心模式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主导政治生活,协和模式主张由温和派与激进派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4)两者在具体选举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协和模式实行偏好投票制,协和模式主张实行名单比例代表制。     

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及治理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探讨如何处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结合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实际,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并相应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也为其他冲突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预警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民族群体性事件预警就是对可能产生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预测、预报和监控,使当地政府及群众能够及时避免民族关系问题爆发,避免社会冲突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因此,提出根据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在建立预警指标体系时,应包括警源、警兆、警情、警级等内容,同时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才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论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有限规制

涉罪群体性事件符合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的特征,应该纳入风险管理范畴。风险刑法就是要立足一般预防,对可能演进到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要素进行规制,以最大可能降低群体性事件出现的几率。但风险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制必须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防止不当扩大规制范围从而破坏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