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及实现路径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一些农村地区因教育落后而出现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现阶段国情,以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切入点,构建应用系统耦合结构模型,分析教育供给、贫困代际传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资源、教育供给能与农村经济集聚同步,对减缓贫困代际传递具有促进作用,且教育扶贫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为顺应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系统良性互动,提出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村人口素质和能力提升、教育扶贫配置资源的发展模式,建立激发子代的个人期望、激活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机制,健全农村人口教育培训、促进贫困家庭增产增收的减贫保障机制。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少数民族农村贫困代际转移及阻断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及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而且贫困代际转移明显.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民族文化习俗等因素是少数民族贫困代际转移的主要致因.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等措施阻断贫困代际转移.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乡村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研究——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

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民生工程构筑了个人发展机会基础，通过优化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增强可行能力，增加个人内生动力，进而有效阻断贫困恶性循环。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发现贫困家庭中匮乏的资本要素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基于乡村教育的视角提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加强教育顶层设计、加快乡村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乡村贫困群体真脱贫、不返贫；教育赋能“多维资本”，协同满足贫困群体多样化学习需求，构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保障机制；深度发掘乡土文化，增强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自信，重塑乡村教育场域惯习，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惠及贫困家庭，阻断精神贫困。     

人力资本视域下的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基于武汉市J乡的调查

基于武汉市J乡564户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系统检视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贫困家庭的子辈通过复制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复制父辈贫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     

教育代际流动的民族差异

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1年)"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与流动,并比较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16—25岁群体教育程度受父母辈的影响相对于26岁及以上群体更小,因而具有更弱的代际传递性和更高的代际流动性。分民族来看,少数民族16—25岁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低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而少数民族26岁及以上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高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因而,在继续坚持已有教育政策大方向的基础上,应适当调整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增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给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理论解释。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加以创新,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际传递与代际反哺

正向代际传递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代际反哺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理路。正向代际传递通过榜样学习、交流相通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影响子代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代际反哺是子代对亲代的反向影响,亲代通过对子代能动性感知、信息评估以及亲子关系目标赋能过程进行意义建构,形成逆向反哺助推。正向代际传递和代际反哺同样具有时期差异和效应差异,双向传递路径相辅相成、动态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代际传递双向路径。由此,进一步研究应基于共享文化符号,关注有效提升代际反哺效应的策略,确保自下而上精准化铸牢共同体认同感,并通过动态纵向追踪构建双向代际传递的良性回路。     

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进步速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构建技术进步通过速度和方向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理论模型发现,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增加了高技能岗位,为子代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技术进步的速度通过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替代,降低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提高个人能力在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增加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采用CGSS2010-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以及各省份宏观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城镇和男性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对城镇和男性同时发挥作用,提高了城镇和男性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概率,技术进步对女性和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影响不显著。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健康”循环效应代际传递的经验验证

健康是增加收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3SLS法构建联立方程组估计健康与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和循环效应，并进一步通过Blanden法对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和测度。结果表明：健康与收入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收入—健康”具有循环效应。我国存在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健康人力资本对子代收入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健康贡献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农村、母亲、低收入阶层、子代16～25岁和初中阶段的健康贡献率更大。因此，应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在打破收入固化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强代际流动性。     

浅析农村教育对农村发展的作用

研究农村教育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作用表现为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分析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水平，从而解决制约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等瓶颈问题。     

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研究

从动态视角考察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对于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分析了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以绝对贫困为标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60后、70后、80后人群间大为改善,但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恶化趋势,且在区域分布上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运用中间变量法和Altham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不平等和职业固化均随时代演进而增强,对贫困代际传递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