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本质是环境规制政策，它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围绕波特效应，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我国政府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明显提高了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其中西部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大大超过了中东部，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相较于国企更能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投入。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内部能力因素的视角出发,以管理层能力为调节变量、绿色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创新能力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媒体关注与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绩效评价是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以2008—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PM2.5爆表"事件作为外生冲击,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PM2.5爆表"事件与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PM2.5爆表"事件带来公共压力的增大与媒体关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以及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中,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如何激励企业承担环境治理责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拓展了现有的学术研究.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税收激励、ESG绩效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互动视角

增强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绩效已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新方式,而内外部良性互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使用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与外部市场监管、内部财务冗余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总体上能显著促进企业ESG绩效,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市场监管程度较高或企业财务冗余较丰富时,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其中市场监督与税收激励的互动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进一步促进ESG绩效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     

环境偏好、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

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使用2011—2020年各省份百度环境污染搜索指数、公众环保诉求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等数据,研究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所有制方面,环境偏好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更强,而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区位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边际影响更大;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市场化程度比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应推出更多提高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的措施,从需求端和市场化角度引导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环境保护税费改革能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是实现国家和地区环境保护目标的微观基础。分析环境保护税费改革是否会增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意愿，对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从环境保护税费改革角度出发，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绩效改善，且该效应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缓解融资约束进行传导。此外，环境保护税费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中更显著。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吗?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由中央及各地政府落地实施,但其效果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差强人意。从区域产业依存度是否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以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为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PSM方法进行分组,运用DDD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依存度分组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产业依存度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通过DEA分析发现该类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需考虑区域产业依存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以保障提升发展效率,推进绿色发展速度,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收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研发绩效的中介效应

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政府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视角,研究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研发绩效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会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而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提升企业价值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程度不同,其进行创新活动的动机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以及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对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经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促进企业价值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却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企业无论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跨期互动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沪深两市201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投资者保护和企业绿色创新两个中介变量，研究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跨期互动。研究结果表明：(1)滞后一期环境责任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滞后一期企业财务绩效正向影响环境责任，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2)企业环境责任、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存在区域差异，东、中部企业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西部地区企业则不然。(3)二者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行业差异，工业类企业和非工业类企业的环境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4)企业财务绩效通过正向影响投资者保护而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提升。(5)企业环境责任通过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深层次的互动机制，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