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与善治之道——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具有突出的经济、科研和军事价值,已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列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我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完善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制度提供了战略新思路。然而,我国在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面临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被异化、平行开发制度实施受掣肘、资源开发污染问题仍严峻、保留区开发主体界定有缺漏等法律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构建国际海底区域规则的引领国地位、完善环保规则与"资源"法律定义、优化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主体的规定、释明和健全许可证制度等措施,构建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的善治之道。     

BBNJ谈判中的“notundermine”内涵研究

BBNJ谈判历经四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和五次政府间会议,在涉及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时,“not undermine”已成为BBNJ协定创制过程中的基本要求。“not undermine”的内涵对于阐明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内涵上具有高度模糊性。在谈判中,各国对其具体内涵争议不断。从BBNJ谈判案文内容、谈判走向和相关国际规则执行现状等角度分析,“not undermine”至少应当包含“以BBNJ协定为中心”“尊重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并在必要时进行补充、加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一致性和协调性”三方面内涵。BBNJ协定中“not undermine”的落实也意味着新一轮国际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我国既要把握机遇,参与国际造法进程,也要及时做好国内因应。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逻辑、思想意涵与理论品格

面对全球日益复杂的海洋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逻辑严密、内涵深刻、体系完整,其生成源自完整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包括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生态和海洋安全五个维度的思想意涵,具备时代气息、科学精神、实践本色、人民情怀和国际视野五个方面的理论品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海洋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导人类建设美丽海洋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国际造法原理与中国方案

国际造法的议题设置通常缘于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推动,而国际造法需在制度和程序上具有正当性。通过欧盟的倡导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动下,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议题进入了国际社会的造法进程。而这将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公海自由等相关规则产生冲击,也会对中国深远海活动的开展造成影响。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国际造法应具有正当性,其制度应反映各国利益的协调,其程序应保障各国的普遍参与并为各国达成共识提供机会。目前各国在海洋保护区设立与管理的科学基础与目的、邻近沿海国的权利以及决策程序等方面存在分歧。中国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国际造法,提出中国方案,影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在信息传递方面,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在价值传通方面,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在行为传动方面,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实质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国际海洋法与国际法的其他分支之间存在横向的和纵向的两种交叉 ,其中横向交叉发生在海洋法和领土法、空间法之间。这三者的交叉是由海洋、陆地与地上空间的相联或相交决定的。海洋、陆地与地上空间自然存在的交叉反映到法律中来 ,一方面说明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已经变得十分狭窄 ,同时也揭示了海洋法的实质 ,即对作为人类有限生存空间一部分的海洋的“控制、管理、使用的规章制度”。这个“有限”不是海洋法中的海洋的固有特性 ,它是属于创造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那个时代的。空间有限性的突然降临提醒我们 ,当今中国人的法学思考中应当有空间观念、竞争观念、环境观念和资源观念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产主义旨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和凝聚人类社会发展共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超越血缘、宗法、族群与国界的新型文明观,其本身就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共产主义旨趣。这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蕴含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理论品格,而且确证着共产主义运动要竭力“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进路,同时还彰显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断形塑共产主义“事业-运动-社会”三维图式的基础上,勾勒并描绘出未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美好图景。     

多边环境协定协同规制海洋酸化的框架与路径

全球海洋环境正遭受酸化的威胁但缺乏足够的治理,现行的国际法律规制处于“制度复合体”的困境中。海洋与环境制度碎片化的持续状态将阻碍对海洋酸化形成联合系统的治理力量,采用一种整合性的规制方式十分必要。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全面应对海洋酸化的特定法律框架来主导规制,由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提供具体的规则和标准指导国际社会统一行动。这种解决方案能否实现规制目标,有赖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是否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方,以及是否为海洋酸化提供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然而,现行主要多边环境协定对海洋酸化普遍重视不足且缺乏敏感性,这对形成有效的规制措施构成一定的障碍。当前,各国可从尽量减缓和扭转海洋酸化的趋势、主动干预已出现的海洋酸化现象、增强海洋生态系统的复原力3个维度入手,在主要多边环境协定的发展进程中为应对海洋酸化寻找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的机会,尽快推动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包括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增加相关条款或丰富条约解释,并出台有效规制海洋酸化的务实举措,尤其需要考虑在气候协定中设定明确的与海洋pH值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其中,国际秩序是以制度、规则与组织为基础的秩序,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推动和规范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因此,通过国际制度的视角能够分析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现有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混合制度并存的复合国际秩序阶段,既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制度秩序,也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制度秩序,还有正在形成中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制度实践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渡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蓝图与愿景,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远景指南。当前,国际制度秩序已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演化解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

在一些情况下,缔约者会赋予某个条约术语一种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含义,以应对条约缔结后出现的新情况。为了体现缔约者的这种意图,在解释一些条约术语时,应进行演化解释。在梳理演化解释的内涵、法理基础及使用要件的基础上,提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部分条款的解释是可以或有必要运用演化解释的。其中一个例证就是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的内涵。通过演化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的条款可以适用于BBNJ谈判的语境下,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这一“新问题”提供法律选择。同时,演化解释也可能被运用到未来对BBNJ新文书部分条款的解释上。结合演化解释的使用要件,分析目前BBNJ谈判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日后可能对BBNJ新文书中相关条款的解释产生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具有全局眼光和世界视野的前瞻性思想,富有远见和深刻内涵,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为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景提供了科学指引。从历史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顺应了全球化浪潮,又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从实践逻辑看,当今世界局势仍然复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为此采取了积极有效的举措。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基本条件和中国贡献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其对世界政治理论内容的丰富、国际社会分析范式的创新和全球治理实践方案的提供均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在当代社会,为了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集体安全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是各国民众的明智选择。然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尚需诸如思想共识、制度规范和外部环境等基本条件。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主动实践这一理念,为世界的合作共赢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海上丝绸之路”法治合作及其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启示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具有典型性。“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展了法律规范构建和合作组织建设的实践,促进了国际法治合作的发展。但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仍面临两个新课题,即中国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现有平台和机制的发展。通过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法治合作机制发展的平等互利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绿色发展原则和兼容并包原则,构建理念认同和全方位沟通交流的合作机制,探讨如何促进达成及遵守“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法律文件。“冰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北向延伸,其发展理念和模式可以借鉴“海上丝绸之路”的经验,学习其法治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措施,以期构建完整的中国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对世义务"的困境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展现

以海洋环境污染为代表的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逐渐暴露,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解决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的新问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实需求呼唤着新理念的出现.海洋活动的特性使其更需要整体性保护.尽管国际法上已有"对世义务"这一保护各国共同利益的概念,然而其外延却并不明确.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否成为一项对世义务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各国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提供整体性保护、解决海洋治理问题的中国对策,可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做出有益贡献,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动机·前景·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认知与评价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评价集中围绕生成动机、发展前景、逻辑理路三个维度展开。从生成动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现实利益的彰显、责任担当的体现以及习近平领导风格的展现;从发展前景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切实可行的现实方案,或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或是难以实现的理想蓝图;从逻辑理路来看,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妥善处理好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安全问题,建立健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机制,提倡树立多彩、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但也存在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立场呈现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为我们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研究动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质与构建路径

作为一种中国倡导、服务全人类的海洋治理构想,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生态和海洋安全而形成的“五位一体”共同体理论体系。在理论设计与实践构建过程中,海洋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延续性、实践性、人民性与系统性等内在特质。如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观念转向实体的动态过程,需要从话语引领、法治支撑、外交推动和安全维护等方面入手,不断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力量,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法治建设,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优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环境,从而有力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