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之学不可忽——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

清儒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有驳难,其有关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章句之失的说法,诸多证据材料都存在问题。论者关于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分章不当的批评,并不能举出有力的文献证据,其论证陷入自我循环。而清儒翟灏《论语考异》所列文献貌似甚众,但证据力着实有限,据此很难形成定论说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问题。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弘扬朱子理学 发展地方文化——“中国朱熹与龙泉文化发展论坛”综述

"中国朱熹与龙泉文化发展论坛"于2004年3月19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巴金文学院举行.该论坛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龙泉驿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朱熹宗祠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朱熹学会筹备委员会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及有关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感“性”与理“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之二）

人的性是需要用理性去引导的,但更重要的是用理性引导民族超越性对人性发展的局限,认识高于性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文化在提升民族精神方面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崛起将对拯救后工业时代的人格精神虚无产生积极的价值。     

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理”与“势、欲、气”的关系

理学在晚清虽已式微,但虔诚信仰者不乏其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治学博采众长,但以理学为宗.其论理势承袭王夫之,讲究理势合一,明理因势;其论理欲追随程朱,强调存理去欲,循礼治欲;其论理气则兼收程朱、张载、王夫之思想,主张气以理宗,理因气丽.     

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论南塘韩元震的性理学思想

韩元震是朝鲜朝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性理学者。他与魏岩李柬的论辩,形成了韩国儒学史上继“四七论辩”之后的又一次著名论辩即“湖洛论争”。在“湖洛论争”中,韩元震提出的“未发心体有善恶”和“性三层”说的观点,对其后的性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作用。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与胡宏都是南宋理学大家。胡宏因其创立“性本论”思想进路而占有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胡宏及其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胡宏对朱熹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朱熹肯认胡宏，并得益于胡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朱熹在怀疑和批判胡宏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本论”思想进路更清晰、更纯粹。可以说，如果没有胡宏思想的“引领”，朱熹便很难以成为朱熹。     

从“生”“仁”互通看《易传》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宋明理学分为三个时期:以程颐、朱熹理学为代表的前期,以王阳明、湛若水心学为代表的中期和以王夫之、戴震气学为代表的后期。从生仁互通的层次上看,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可与《易传》中的三个命题相对应:前期可配之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仁互通确立的阶段;中期可配之以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由生仁互通向生生与仁互通转变的阶段;后期可配之以生生之谓易,是生生与仁互通完成的阶段。考察生仁互通的过程,可以发现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恰与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相契合。《易传》作为宋明理学性与天道思想的重要来源,宋明诸儒借此发展出了一套可以和佛学相抗衡的心性论体系。     

主敬立本与穷理之基——对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已知之理”的阐释

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提到的"已知之理"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但它却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已知之理首先是穷理之前的小学之教的内容,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关于"理"的知识。"理"在朱子的界定中可以理解为事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而已知之理就是一种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知只有在一种自主自觉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呈现,而这种心灵状态正是经由"主敬"工夫的清理而得到确立的。由此呈现的知识先于具体的穷理活动,并为穷理活动确定方向,即心灵探究以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根本的方向。同时,这种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其为穷理活动确立了根基。当然,作为形式上的知,已知之理需要在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中由具体理解的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加以充实,只有在具体的当然之则的知识的充实下,心灵对"理"的理解才是真实而丰富的。对已知之理的阐明表明,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一些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     

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

在关于“文本流传”的解释学探讨中,“原本中心论”一向是个重要话题。中国古代的“圣作贤述”观念就体现了一种“神圣原本”的意识。在该意识支配下,“作”与“述”、“经”与“传”之间显示出强烈的等级差异。这种“等级差异”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文献传统”的体制性特征。因此,谈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遇,就是在谈论不同“经-传”体制的相遇。对此问题的探讨,是希望将中国传统思想纳入到当代解释学的视野中。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理”与“力”

针对学生上课迟到,不少老师都采取了“理”与“力”相结合的方案：在课堂上给同学讲道理,陈述迟到的弊处,禁止迟到的好处,进而推出：“不准迟到,迟到者罚站。”在具体操作中,对于迟到者当然要惩罚,严格执行规定,但同时对迟到者进行说服教育,并针对不同的情况在罚站的时间长短上有所不同。其实,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并不时与之打交道的法,也是“理”与“力”的结合。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胡宏思想的逻辑与意义——从朱子对《知言》的批评说起

朱子对<知言>批评的系统性和严厉反衬出胡宏思想本身的系统性和深刻.由此出发对胡宏思想的逻辑和意义进行分析解读,认为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和仁以用言确实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其对孔门<易>、<庸>生命意识的传承持守和对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奠基开创的意义,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上才能获得充分把握和评价.     

中国特色宗教政策的“理”与“力”——人权的视角

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理＂体现在逻辑上和道德上、理论和实践中其内容的正当或正当性;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力＂体现在其＂理＂的基础上的生命之＂力＂、逻辑之＂力＂、道德之＂力＂以及法律的保障力等。同时,论证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的界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