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逻辑与赋能路径

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经过长期的市场实践,产业金融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当前环境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指向增强实体经济发展韧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实体产业循环效能等方面,这更需要产业金融的系统性支持。产业金融的立足点是金融,是金融的一种模式,实体经济是产业金融服务的出发点与终点目标,产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坚实的市场和技术逻辑。大力发展产业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实现资金直达实体经济的目标,同时要促进资金在实体经济体系内保持健康的流动,形成产业金融资金正向良性循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断完善金融结构体系,提升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创造产业金融发展条件,增强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动力;强力打造产业金融发展生态圈,加快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效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产业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可持续性,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减税激励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创新性地运用文本大数据识别手段刻画企业绿色转型,实证检验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有效赋予企业绿色转型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减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提振企业内外部预期、强化绿色创新动能,由此促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特别地,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绿色环保的情境中,针对企业的减税能够带来更大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力,并且展现出了较强的结构性优化趋向。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赋能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以近年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面板数据,借助Python软件文本识别功能刻画出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一是能够缓解信息约束问题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有助于获取政府资源并引发人才集聚效应,最终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较高内部管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高技术行业与制造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后果,也为未来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机理、路径与应用场景

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元宇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高新技术为基础,有效整合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料,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供应体系,能够提供海量可重复利用的资源,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元宇宙的作用下,资源配置的时空阻隔效应被打破,供需实现精准预测和匹配,要素组合效率和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数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依托数字货币构建的去中心化交易支付系统以及区块链辅助构建的低信用成本、优质信用环境的平台,元宇宙为数字经济发展构建了便捷的支付方式、安全的交易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与良好的竞合关系。在开源思维、共享理念、通证技术的支撑下催生出通证经济、开源经济和元宇宙经济等新兴数字经济业态,数字经济不断进行横向聚合和纵向延展性扩容。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逐渐变成沉没成本,在消费引导供给的模式下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其发展空间得到拓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质变与量变。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渗透到数字经济的全行业和全产业链,既促进数字经济向智能化、高级化和众包化转型,又充分释放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市场潜力,同时,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入挖掘,构建企业最佳生产路径,从而达到节能降耗、低碳绿色发展的目标,推动数字经济与元宇宙的深度融合。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契合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高端制造、医疗健康、智慧农业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辟出新途径,为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目前,在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两者融合不平衡不充分、核心技术和智能装备不足、重商业娱乐应用轻核心产业发展以及运用安全等问题,未来需要突破关键技术的短板,培育元宇宙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样板以及优势产业集群,向民生保障、国家战略产业、高端制造业等方面深入,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奠定基础。     

锦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锦州市作为辽宁省发展水平中上的城市,其实体经济状况较好地反映了辽宁实体经济的现状.文章基于锦州市86家实体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锦州市各行业存在着盈利能力普遍较弱,企业创新能力尚未转化为盈利能力,研发投入尚未转化成创新产出,企业技术人员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等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一代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路径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人工智能能够实现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城市、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智能+发展,全面提高经济的增长效率,优化经济结构,变革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催生新经济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为实体经济的全面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变革机遇。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改造传统产业、带动新兴产业、催生新商业模式以及增强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协同有重要带动效应,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持。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中要推进两者融合的战略规划,构建深度融合的支持体系。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全球都在争先进行战略部署。以两者的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于: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构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础设施。培育产业发展的环境,支持人工智能在工业大数据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完善资本市场支撑环境,优化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

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时常面临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本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同时金融背景高管的并购绩效更好,在并购质量方面,金融背景高管显著增加了企业异地并购、使并购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并购规模更大并且缩短了并购交易时间。文章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是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金融背景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对并购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对于企业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青岛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青岛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和 2016—2020年青岛市10区市的面板数据,选取14个一级指标,36个二级指标构建青岛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青岛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和Kernel密度法对其空间差距和演进规律展开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市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其空间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各区市之间均存在不均衡的发展特征。在考察期内青岛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并未出现极化现象。     

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

建立在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基础上的金融化催生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脱实向虚"问题突显。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中循环和扩张,使得纯粹虚拟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必然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发展,弱化资源流动和配置中金融杠杆的作用,同时,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将加剧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只有抑制经济金融化,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产业规模要适中,如果超速扩容,可能导致优势资源向数字头部地区集中,进而形成市场垄断;第二,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以信息专利申请数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不存在门槛效应,说明科技创新需要对接市场需求,回归本源,这样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第四,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可获性和资金配置效率,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因此,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强化数字专利的质量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同时避免数字经济的盲目扩张。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发展视域性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微观服务质量管理逻辑。数字技术突破时空、资源限制,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业农村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享有数字红利与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宏观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现实中存在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配置等三大限度。超越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现实限度,要从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数字公共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以更好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作用。     

数字金融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现实困境及机制创新研究

传统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农业农村金融服务的供需错位严重、政策落地难、供给成本较高、可持续性不足和边际效率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当前中国数字金融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金融供给主体效率不高、数字金融的征信体系不完善、农民数字金融素养普遍较低、农村数字金融供需水平较低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数字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农村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金融服务从业主体的人力资本改造、中国特色乡村数字经济和智慧农业发展模式试点以及数字金融风险预警、缓释和防范机制的建设.     

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行业比较:2004—2017

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解为发展的基本面和发展的社会生态成果,测算2004—2017年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及趋势。测算结果显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W型变动特征,发展的强度、社会创新成果和生态发展成果是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实体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和社会福利成果显著下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高技术含量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在实体经济中最高,传统资源加工型产业的发展质量均处于低位徘徊状态。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各行业竞争力,进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升级力度。     

数字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逻辑、困境与路径

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文章以数字化为论域,构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公共服务精准化的分析框架,试图为公共服务数字化提供逻辑解释。客观地看,当前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面临一些现实矛盾：公共服务数字“红利”与“鸿沟”矛盾、公共服务数字“供给”与“需求”矛盾、公共服务数字“智治”与“善治”矛盾、公共服务数字“质量”与“数量”矛盾。为深入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进程,有必要构建公共服务数字化的优化路径,即有效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场域,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完善公共服务数字机制,健全公共服务质量体系。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深刻影响着中国城市创新的进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能够赋能城市创新,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发挥产业升级效应和创业激励效应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城市创新效应在中东部城市、南方城市、一般城市、非特大及超大城市、再生型资源城市中显著。（4）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赋能城市创新增长,既促进城市创新数量增长,也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增长;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创新追赶效应,城市创新水平越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增长的赋能作用越大。上述结论对中国城市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