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史意义

朴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潮,顾炎武有筚路蓝缕之功.他提出的"经学即理学"命题是清初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王学末流空疏学风最严正有力的话语.它以经学为理据瓦解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代之以经世实学,在明清之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其致思趋向是通过音韵研究和文字训诂来解读原始经典从而通明圣道以经世济民,这使得以经典考据为主的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得以确立,而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开启了近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治学方向.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评《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

晚清以降,一向被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令发此感慨者所不能逆料的是,此变局直至民国都不曾谢幕,以至演为常态。近代中国就在＂变＂与＂不变＂的缠绕交织中,颠簸行走了百数十年。其间,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核心内容的理学与经学,在纷繁复杂的场景中,以怎样的姿态因应着变幻莫测的世界？张昭军教授新著《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以下简称《理学与经学》）一书,便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并尝试为我们描绘一幅学术格局变动的新图景来。     

钱谦益和经学

本文认为钱谦益既是经学倡导者，又是异端思潮鼓吹者。他反对理学，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入批判理学思潮的发起开辟道路，显示出一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的清学特征。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冯友兰新理学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新理学是相对旧理学而言的,冯友兰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取得了崭新的面貌,新理学是对旧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中的理、气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具有一定物质性的理和气,而冯友兰对程朱理气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理气观.他的理气观比程朱的更抽象、更彻底.所以他的新理学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引进并运用了逻辑分析法,对于中国哲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明理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同异及其互动

宋明理学的两个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学派.这两个学派的不同固然显著,然而,这两个学派的互动现象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湘系经学述论

在晚清湘系经学的复兴过程中,主要以今文经学为主,讲求经世致用及其微言大义;而以顽固保守著称的古文派则与之针锋相对,学循乾嘉,反对所谓的"由经术而治术"的主张;理学方面,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集团,从心性伦理中引发出了"事功"成分,促进了理学在新阶段的发展.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法伦理学基本问题批判

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的法伦理学,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其基础理论、内容框架仍处模糊状态。困境的根源在于径直将其打造为一门学科,错误地将研究对象、理论体系作为其成立与否的直接衡量指标,剥夺了其应有的成长空间和时间。法伦理学不是边缘学科构建大潮中无意识的产物,只有具备“知识增量”的新事物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当前阶段,法伦理学的恰当身份是新时代场景下拥有独特立场的一种新思潮。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顾炎武的治学观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在治学方面亦有着独到的见解。其"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修己治人"的学习内容,"博学广师"的治学路径以及"以名为利"、"耿介方刚"、求真务实的治学风尚,不仅是其自身为学之道的总结,更是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的彰显。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新理学既是程朱旧理学的继承,又是它的新发展.本文在简要说明新理学对旧理学的继承、全面评述新理学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新理学之新与新理学之妙两个方面论述了新理学对旧理学的深化.     

试论潘耒对顾炎武学术的师承

潘耒在为人处世、为学精神以及史学、金石学、音韵学等方面均得到顾炎武的悉心传授,深受影响,并偕同乃师一道推动了清初学风的改变和学术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顾炎武学术本身的特点等因素,导致了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的衰微.     

论顾炎武的风俗观

风俗是凝结于生活中的道德,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顾炎武对风俗相当重视,他认为风俗乃“天下之大事”,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但风俗有良俗与恶俗之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整治风俗,促使社会风俗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应当发挥主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