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问题与对策

2020年9月,我国提出2030年完成“碳达峰”、2060年争取“碳中和”的目标,碳金融是当前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气候、能源、污染等问题的有效方式,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通过对碳市场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碳金融存在市场交易活跃度不足、产品缺乏创新以及专业型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从激励引导更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加快推进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强碳金融专业型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建议,以助力“双碳”目标的稳步实现。     

“双碳”背景下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的建构

当前,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双碳”目标是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的重大体现,绿色承包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绿色发展共识、降本提质增效、数字重构是建构和发展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的主要动能。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具有系统性、绿色性、生态性、和谐性的特点,表现为以绿色管理理念为指导、以业主需求为中心、以合同为准绳的全过程指导。在实施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为了应对来自管理、组织、技术方面的挑战,应全面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承包商管理模式、绿色承包商内涵等要素。     

环境保护税立法目的选择刍议——兼论《环境保护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身处环境法和税法不同法价值的浸润和博弈涡旋,立法目的难以明辨。环境保护税本质上是一种税,内含税的财政收入的共性和区别于其他环境工具的特性;但环境保护税又不只是税,是兼具环境功能的特定目的税。在当前环境污染问题亟待改善的严峻背景下,环境保护税立法目的即便侧重于环境保护,落实可持续发展,也要协调财政目的,兼顾纳税人权利保护。否则,极可能丧失税的特性,沦为环境法的附庸,导致税制原则落空,制度设计出现偏差。     

“双碳”目标下我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低碳消费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光伏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光伏产业还面临着产能过剩、低碳核心技术欠缺、融资成本高、碳交易市场不够健全等挑战。光伏作为最大的绿色能源在未来仍有广阔发展前景,“双碳”目标下若在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突破、绿色金融创新、碳交易市场完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采取有效举措将为光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双碳"目标下全球绿色价值链发展的路径研究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全球价值链受到严峻挑战。利用实现“双碳”目标的契机、打造全球绿色价值链来支持稳固及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构建全球绿色价值链能够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应在全球治理和政策制定方面发挥领导性作用,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中间目标、采取发展绿色金融产品、推进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碳交易市场支持“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碳价格发现功能有待加强、碳市场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碳市场金融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减排效应。对此,提出碳市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建立灵活的碳定价机制、健全碳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推动碳金融建设发展。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长期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绿色转型既需要中央银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为其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也需要创新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转型风险。经济绿色转型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创新、政策传导渠道的疏通等提出了挑战;而转型风险的防范对宏观审慎监管中转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监管工具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将气候目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支持绿色转型的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再融资合格抵押品范围,疏通绿色货币宽松向绿色信贷宽松的传导渠道,提升政策效果;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在构建转型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的基础上,优化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实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防范转型风险的激励兼容。与此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提升政策的可信度,将有利于提升双支柱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双碳”背景下中俄低碳能源合作的法律路径

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旨在实现能源合作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效能与绿色效能相协调,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在地理位置相邻和政治高度互信等优势的推动下,中俄在天然气、核能、电力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但两国低碳能源国际合作也存在着合作制度不完善、能源基础设施管辖权不明确、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缺陷等法律问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应通过完善低碳能源法律体系、明确能源基础设施司法管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改进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等措施,积极构建安全高效的中俄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机制。     

“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目标的“先锋”,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索。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在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仅有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在迈向“双碳”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

“双碳”目标为中国法治建构带来变革契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借助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尽管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中明确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作用,但是现行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尚未建立内蕴“双碳”目标的回应性机制体系。面向“双碳”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规划编制、用途转用、生态修复、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本质是对诸多生态要素实施整体管制和类型管控,故而应以“系统治理和分区分类”为管制范式,重点完善融合“双碳”目标的生态空间规划、基于碳约束机制健全生态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基于碳汇完善生态空间修复和基于碳风险监测构建生态空间监测评估机制。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

“双碳”目标下推进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是推动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在农业减排固碳的发展要求下,以落实农业“双碳”目标为着力点,运用超效率SBM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检验方法,测度2006-2021年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和收敛特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农业生态效率水平偏低,形成了“下游领跑、中游追赶、上游落后”的空间格局;黄河流域内农业生态效率差异逐渐扩大,差异主要源自超变密度,区域内差异由低到高依次为上游、下游和中游;黄河流域整体及上、中、下游的农业生态效率不存在σ收敛现象,但都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种植业产值、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等因素对β条件收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转型路径: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

基于市场演进的视角,结合传统生态智慧、数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文章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农业转型的理论渊源,进而分析了农业转型面临的"薄市场"挑战及其成因,提出了依托市场机制驱动农业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既要通过减排和增汇减缓气候变化,又要增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早关注农业转型可以防范"吉登斯悖论",并降低"双碳"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然而,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存在价格生成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农业低碳生产的成本投入与收益获取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并使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价值与经济社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     

我国推进“双碳”工作的难点分析与路径选择

近十年间,尽管中国已开启低碳发展模式并初步实现碳排强度的持续下降,但整体上碳排放总量及占全球比重仍呈缓慢上升趋势。继续提升碳排效率使之和经济增长不再存在依赖关系,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此般严峻形势,为保障“双碳”目标按期实现,中国亟需破解能源方面转型难、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实施难及碳排放权方面交易难的三大难题,立足国情制定“三步走”战略。在具体优化路径上,应调优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攻克关键技术,构建创新体系;健全交易市场,发展绿色金融。     

“双碳”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战略推进的路径选择

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行为作为能源消费战略的现实推进路径,地方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时自由裁量范围的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缺失在其具体推进中带来了诸多如与能源消费战略内涵背离、对不合理能源消费行为的判断产生误读、“抑制”行为的损害和效益难以平衡等负面效应。通过从目的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3个方面对自由裁量范围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进行阐明,明确能源消费战略的推进应当以“双碳”目标实现为目的、采取损害相对较小的规制手段以及所采取的规制手段需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进而为完善能源消费战略的现实推进提供了路径选择：其一,应当贯彻“减碳”导向;其二,应当将抑制煤炭不合理能源消费作为重点规制对象;其三,保证规制手段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双碳”治理视角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中国样本审视

探究中国现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特征与不足,可为我国将来的政策制定及体系优化提供参考。以2006年2月至2022年12月中央和地方发布的143份有效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政策工具-目标领域-政策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模型。结合统计学方法、结构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别探究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演进历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领域、政策主体、政策力度等内容特征。结果表明,在“双碳”目标导向下,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正在展开布局,战略目标逐步明晰,但仍然存在专项政策缺位、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衡、政策主体合作联系密度不高、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流程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未来应当强化政策力度,构建面向碳中和目标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专项政策;高效配置多元政策工具,构建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模式;完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