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公平和效率双重视角下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研究

本文以粮食总产量占我国70%以上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2002—2020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的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评价模型,综合考察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公平与效率情况,并基于改进的Kaya恒等式,利用LMDI模型测度了影响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与效率协调视域下农业碳减排路径：制定公平有效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机制,积极推进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采取因地制宜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水平创新及推广力度。     

中国农业生产绩效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形势下,农业生产绩效的提升是否有益于农业生态的改善?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该文利用中国31个省(区)2000—2014年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绩效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考察两者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呈现显著的双门槛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发现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着负向非线性影响效应,表现出先梯度降低再增加的走势;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绩效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但表现出先增加、继之降低、再增加的倒"N"型走势;西部地区表现出先增加再梯度降低的趋势。因此,根据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及集聚发展的专业化水平,推广益生态且经济的农业技术,加大农业生态环保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绩效的绿色农业道路是我国实现农业转型的落脚点。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既是国家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技术革新,体现在要素上的技术进步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本质。构建“制度+技术——粮食产能”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连续型DID模型分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产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粮食产能,并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其二,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粮食主产区和平原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非粮食主产区和山地地区的粮食产能提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政策实施对粮食数量和粮食质量均有提升作用,对粮食质量促进效果更明显;政策实施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质量提升以及促进平原地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山地地区的粮食数量、粮食质量双提升。其三,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提升粮食产能。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双碳”背景下,学者愈发关注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效用。本文采用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以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交互项为负,证明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以表示农业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是否大于1为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区位熵大于1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厘清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理,可为我国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参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

建立扩展STIRPA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依然存在总量过大的问题。三大地区碳排放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整体上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分阶段看,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而广义绿色税收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为实现“双碳”目标,应聚焦碳减排,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利用差别税率,健全绿色税收体系;立足跨区合作,完善区域税制协调机制。     

农地流转效益、农业可持续性及区域差异

基于农地对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以及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大小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粮食非主产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大于粮食主产区;而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或粮食非主产区表现出显著性,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或粮食主产区则表现不明显。因此,建议大力推进耕地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地的有序、高效流转,如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地区,挖掘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促进与保持农业可持续性,实现区域间平衡和可持续性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降低碳强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金融具有调配市场资源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属性。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抑制资金流入高污染行业,而且能够催生一批绿色产业,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可扩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西部地区样本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以降低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低碳视角下粮食主产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基于中国13省2002-2011年数据的分析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M指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ME指数）对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02-2011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3个粮食主产区研究期内ML指数与M指数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与考虑碳排放情况的ML指数相比,M指数高估了农业TFP的增长速度,夸大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农业TFP的贡献作用;由ML指数及其分解可知,中国目前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简单粗放;从技术“创新者”身份来看,产粮大省山东省、处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和位于东北粮食生产基地的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在实现碳排放约束条件下的农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推动着农业环境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但中部一些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表现则不理想。     

农业机械与农业劳动力投入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及其替代弹性

利用1978-2015年13个粮食主产区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与机械利用变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在测算出机械与劳动力替代弹性的基础上分析弹性变化的原因,论证农业机械对劳动投入与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与农业机械均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两者对粮食产出的边际影响不显著。农业机械与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农机具购置补贴不仅使农业机械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变强,而且显著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1978-2015年农业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呈现出四个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相一致。但粮食主产区域内农业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变化存在显著差异性。为适应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应采取差异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将农业机械化支持政策偏向农机具购置补贴与农业机械示范推广。     

空间关联视角下协同创新效率对区域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区域协同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双门槛模型对协同创新效率的减排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协同创新效率能够直接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上,协同创新效率不仅会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而且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降低邻近地区的碳强度;同时,协同创新效率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门槛值达到0.30时,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抑制作用,当其大于0.42时,其抑制作用明显增强.基于此,从积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注重区域差异性和增强区域协同创新的共同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U”型关系——来自中国粮食主产区的证据

生产环节外包已成为中国农业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研判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关系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碳排放纳入非期望产出的核算框架,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中国粮食主产区1 208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并剖析生产环节外包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均值略高于“及格线”水平,不同地区与不同作物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存在差异。(2)总体来看,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分区域、分作物的研究结果也大多肯定了“U”型关系的成立,但对于湖南地区和小麦生产而言,上述“U”型关系并不明显,且聚焦玉米生产,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之间仅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线性关系。目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违背农业绿色发展的现象,相关政府部门仍需加强对提高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重视,并助推中国粮食生产跨越生产环节外包引发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低谷。     

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及粮食生产影响的调研分析——以江西为例

通过调查数据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袁明。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从短期看不会对农业及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影响农户从事农业及粮食生产主要因素有农产品价格、政府补贴、农业生产成本和病虫害。最后提出稳定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粮食单产波动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粮食安全是我国最重要的长期政策目标之一。粮食单产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当年粮食供应的稳定,而且影响粮农的预期收入和下期生产决策,从而扩大后续的供应波动。本文考察了各省市粮食单产的波动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波动水平并不能反映各地区粮食单产波动的真实状况;粮食主产区的波动系数和波动幅度要比其它地区高;西部地区现阶段尚不具备充当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的条件。要加强粮食安全,必须稳定粮食主产区粮农的收入预期,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绿箱政策"中一项较好的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研发强度指标所形成的目标导向效应，对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以首次设立“研发强度目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反事实视角下的合成控制法研究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整体上实现了碳排放强度降低以及工业废气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下降，并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研发强度目标导向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     

正规金融支农能保障粮食安全吗?——基于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的准实验评估

本文利用2007—2016年县域粮食生产数据,以2009年开始试点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金融支农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1)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能够显著提高粮食的产量,且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效应要强于粮食主产区。此外,该政策影响效果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而逐渐减弱。(2)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有助于缓解粮食生产的信贷约束问题。(3)进一步研究表明,支农金融政策的实施能够鼓励各地农业企业的成立,提高农业机械和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水平,但对于各地有效灌溉面积不存在显著影响。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及法理反思

粮食主产区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种植特定粮食作物的区域。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粮食生产,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较高,粮食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学界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目标和原则、利益补偿的主体和客体、利益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以粮食主产区补偿基金为中心的有关问题等领域。对研究的整体评价是,既有成果众多,法学研究缺位;政策建议富裕,法律应对缺欠;应景分析完整,理性反思缺略。     

农业保险是否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保险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助推器。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水平的度量,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可以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增加0.024%,农业保险能够促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发现,优化要素配置是农业保险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机制,但农业保险对推动中国农业绿色生产前沿面的扩张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信贷薄弱地区、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土地流转率低的地区,农业保险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保险具有绿色普惠效应;同时农业保险能够促进免耕、精播少播以及秸秆还田等绿色农业技术的应用。基于此,从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推出绿色险种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