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在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发展之路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日益凸显。基于2007年—2019年全国280个城市的宏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分布区域的城市中表现不同。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时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所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促进周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集聚和健全环境规制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与环境规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因环境规制产生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文章以绿色金融为逻辑起点,贯穿于作用对象、作用方式及作用目标,形成合力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层面先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其下设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金融与经济高效发展、经济稳定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创新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再利用2008—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综合维度上,绿色金融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其影响系数为0.281 4;在分维度上,绿色金融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创新发展,却抑制了经济稳定发展,对经济高效发展作用不显著,且效应大小为经济绿色发展效应(0.587 0)＞经济结构优化效应(0.275 9)＞经济创新发展效应(0.112 6),这反映出绿色金融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较好,而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支持绿色技术上还有待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经济稳定性,以及绿色金融服务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据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改革重点是建立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机构来考评绿色金融活动实施效果,以稳定经济发展;制定绿色产业目录清单,以绿色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优化;鼓励各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对于厘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评估影响效果及如何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以全面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参考。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指数,以更全面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和非径向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进行整体、分流域和分城市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游的表现优于上中游,重点环保城市和大城市强于非重点环保城市和中小城市。整体上,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协同推进绿色增长的效应有待提高,但下游、重点环保城市和中小城市较好地发挥了这种联合影响。     

绿色金融背景下我国金融业集聚发展

绿色金融即生态金融,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绿色金融符合未来金融产业发展的态势,国外学者就绿色金融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国内的成果相对滞后。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北京都提出了构建不同级别的金融中心,整体表现为金融集聚水平在提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集聚地区。本文阐述了绿色金融概念,探讨了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分析了我国金融业积聚发展的态势,就当前如何实现我国金融产业积聚发展提出了政策。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降低碳强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金融具有调配市场资源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属性。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抑制资金流入高污染行业,而且能够催生一批绿色产业,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可扩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西部地区样本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以降低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梳理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12—2017年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发展反哺绿色金融成效显著,二者已达到良性共振耦合,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发展阶段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阶段到良好协调,并向着优质协调靠拢;第二,上游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已形成了区域内合作机制,产业绿色发展迅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自2012年以来上升最快;第三,九省二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和侧重点不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差异,但都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针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和产业绿色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度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我国环境规制研究的发展脉络与趋势演进

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推动环境、社会、经济三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梳理和评价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揭示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脉络与演进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通过对中国知网CSSCI期刊的环境规制研究论文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结果发现：伴随我国环境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环境规制研究经历了转型提升和持续深化两个阶段;科研合作网络不够紧密,制约了当前研究的纵深发展;研究前沿主要是空间计量、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未来的环境规制研究应加强对乡村振兴实践中的人居环境、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等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的关注,聚焦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数字金融、财税金融政策方面的协同研究。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R&D资本存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的R&D投入,而R&D资本存量正是衡量持续研发投入水平的最佳指标。本文基于BEA原理,合理测算出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R&D资本存量,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挤占R&D投入资源,与R&D资本存量的累积发生“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同时,R&D资本存量、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R&D投资和环境规制策略。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EB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精准识别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我国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全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借助GMM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W型变化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溢出示范效应则表现为外资技术的“减量效应”大于“提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