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英雄史诗的历史真实性

欧洲民间传说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口头流传的故事往往反映了古代历史的真实情况。考古挖掘已经证明:希腊《伊利亚特》和其他古代史诗对于武器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各种各样的描述是真实的,可靠的。从穆卡邪纳时期遗址考古发现的盾、剑及野猪牙装饰的头盔,和荷马史诗中对这类物品的描写一模一样。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史诗《贝奥沃甫》中描绘相似的铁制头盔,现已从于7世纪在萨顿沉船的地方挖掘出来。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形象

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民族史诗之英雄史诗的范畴。本文拟从英雄人物形象分析这一层面入手,着重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鲁为例,分析中西史诗的英雄人物形象。     

《格萨尔》史诗原型的独特内涵

文章以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为理论依据,对《格萨尔》史诗典型性文本中所沉潜的文学原型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其原型具有原始性、英雄崇拜、部族意识等独特内涵。这一独特内涵的深刻开掘凸显了史诗的本真价值。     

解构与重建：《奥美罗斯》人物形象探析

当代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长诗《奥美罗斯》被誉为＂加勒比的庄严史诗＂。沃尔科特不仅因此作品的＂巨大启发性＂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还因在此作品中将《荷马史诗》与加勒比海独特文化背景精妙结合而被评论家们视为加勒比海的荷马。史诗利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文化资源,借用《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原型,大胆进行解构,进而创造了加勒比式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沃尔科特通过《奥美罗斯》确认和建构加勒比文化身份的尝试。     

荷马史诗中诸事件的时间考证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古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这一阶段最高的文学成就。这两部史诗,相传为公元前九至八世纪一位叫荷马的盲诗人根据小亚细亚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编辑而成,史称“荷马史诗”。由于“荷马史诗”根植于口头文学,又以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为其背景,所以,中外学者在论及该史诗时,对于史诗中诸事件的时间起迄问题颇多争议,尚无统一的见解。     

论《伊利亚特》情节和性格中的必然律

我们可以以《诗学》中有关史诗的理论话语,着眼于其情节和性格的必然律,来读解“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从《伊利亚特》的“头”、“身”、“尾”出发,通过文本具体分析其情节和性格的必然律。     

荷马史诗文本翻译的当代诠释

荷马史诗是西方翻译史上除了《圣经》以外,在所有文学作品中翻译最多最频繁的作品,通过拉丁文献和翻译文本得以传遍世界。文章对荷马史诗中西翻译史作一综合性比较研究,旨在探索其在文本化之后翻译所呈现的特点,以期突出荷马史诗翻译在世界翻译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翻译的启迪意义。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艺术结构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彝族的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各民族史诗中英雄史诗的范畴,这两部史诗内容丰富,艺术技巧高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它们的审美价值是多方面的,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各民族的史诗文化虽所处的时代、历史、文化的环境不同,但由于人类审美心理的共通性,使得我们的史诗,这一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艺术结构方面也表现出很多的相似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并探讨世界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荷马史诗》与《支格阿鲁》史诗艺术结构的分析,探讨这两部史诗在艺术结构方面的类同。     

战争、美女、道义、神话--格萨尔王与荷马史诗管锥之比

本文在论证了古希腊荷马史诗和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具有从氏族向奴隶社会转变的历史同步性基础上 ,从战争与美女、道义、神话三个方面主要围绕《伊利亚特》和《霍岭大战》进行比较。侧重对不同之处的考察和论证。在第一个方面的论证中指出身为皇后的美女成为战争的掠夺对象 ,是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部落之间战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然而两个皇后的人格地位有所差异。第二方面论证了二者在战争问题上不同的道义观 ,指出《伊利亚特》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而《霍岭大战》中格萨尔总是作为正义的一方 ,是争取民族统一和富强的战神。第三个方面论述在神话的外衣下 ,宗教的表现形式。指出神话是宗教的胞兄 ,神话发展到一定阶段 ,人对神的想往转为敬畏、信仰和崇拜 ,神话便步入宗教。由此论证《伊利亚特》的宗教处在一种较原始的形态 ,而《霍岭大战》的宗教形态比较成熟。根据二者的不同特点 ,结合两部史诗各自产生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 ,得出结论 :荷马史诗所表现的人类童年正常发展的儿童 ,格萨尔史诗则表现的早熟的儿童 ,后者的认识水平已完全超出氏族或奴隶社会社会的观念 ,而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特点     

试论史诗的历史真实性

本文通过引证荷马史诗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论述了史诗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历史事实的再现,即史诗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这一观点。     

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磨难”母题与“三段式”情节

一般意义而言,古代东西方英雄史诗的核心母题有两个：“历险”或“受难”。但综合比较研究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印度两大史诗以及中国古代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具体细节,就会发现《格萨尔王传》的重心所写,既不如荷马史诗的“历险”,也不同于印度史诗的“受难”,而是介于此两者间的“磨难”,而且后者是涵盖前两者的一个母题;同时。东西方英雄史诗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情节模式就是：神奇“孕-生”——情爱受阻——惩治奸佞（建功立业）这样一个“三段式”结构。     

浅析“荷马史诗”女性观的双层结构

一般对于"荷马史诗"所做的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都认为,在史诗中有一种男权思想,女性处于劣势的地位;论题试图在理清这种"男权中心"、女性处于"待救"状态的表层结构的同时,进一步揭示"荷马史诗"时代与史前社会母系氏族时代的传承关系,以探究史诗中所隐藏的关于"女性崇拜"的深层结构.     

后殖民史诗与双重化叙事策略

当代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后殖民时代的史诗.史诗利用来自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文化资源,运用双重化叙事策略,并挪用《荷马史诗》、《圣经》、《神曲》中的基本情节、场景和人物原型,通过对创伤、战争、追忆和寻根等文化隐喻的双重化处理,既借助西方经典文本的话语权和传播力量发出了被压抑的声音,又重写和颠覆了西方经典文本.通过双重化叙事策略,诗人最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确认和建构了混杂的文化身份,显示了多元文化在对话中共存的意义.     

论《埃涅阿斯纪》史诗中的艺术雕刻

《《埃涅阿斯纪》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史诗之一,是后人了解早期古罗马历史的重要文献.但作者维吉尔无意于“秉笔直书”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而是希望通过主人公埃涅阿斯的经历赞扬罗马历代祖先们英雄顽强的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文章解析了维吉尔用雕刻艺术的方式处理神谕中的罗马史的别具匠心,并通过与荷马史诗中的艺术雕刻的表现形式进行比较,解构史诗中艺术雕刻的作用.     

李朝军谭小说与《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战争文学在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往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往往成为文学的重要源头。如,被称为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是以著名的特洛亚战争为题材的,西方中世纪的《罗兰之歌》、《伊戈尔远征记》之类英雄史诗也大都是战争文学;印度古代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虽不是单纯的战争故事;中国古代虽没有出现规模宏大的战争史诗或英雄史诗,但中国先秦的经史子集中仍然可以发现许多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     

论《埃涅阿斯纪》中的主客之谊

对于主客之谊的关注,是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为了更深入地读懂维吉尔史诗叙事的基本模式和特点,通过对《埃涅阿斯纪》中的主客之谊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并将其与《荷马史诗》等作简单比较,可以看到受到尤比特保护的主客之谊在埃涅阿斯流亡途中,发挥了重要功能。特洛亚覆灭以后,失去家园的埃涅阿斯以客人的身份受到作为主人的当地人款待、驱逐或攻击。最终通过战争,埃涅阿斯的身份在拉丁姆实现了由客人到主人的变化。     

荷马史诗与《诗经》中战争诗的美学风格比较

战争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之一。《诗经》中的战争诗为我们比较《诗经》和以战争描写为主的《伊利亚特》提供了比较的契合点。本文试从比较视域出发，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分析《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差异，并探讨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以揭示中西战争文化的差异，从而烛照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     

两点之间,曲线最短

德国有个叫亨利·谢里曼的商人,幼年时深深迷恋《荷马史诗》,并暗下决心,一旦他有了足够的收入,就投身于考古研究。谢里曼很清楚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是需要很多钱的,而自己的家境却十分贫寒,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没有直线可走,他决定走曲线。     

中西诗歌源流及其形成原因比较

《诗经》和荷马史诗分别开创了中西诗歌的抒情诗传统和史诗传统,作者从神话的发达与否、文艺理论家的推崇及哲学和宗教背景等方面对中西诗歌不同源流的形成原因予以探讨。     

论莫言小说《蛙》中的“蛙”意象

从远古神话到到当代小说,从考古、民俗到文学想象,“蛙”意象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富有变化的过程。文章结合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对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蛙”意象进行深度分析,追溯到“蛙”原型中的“蛙女神”,将其与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姑姑”进行对比,揭示这一原型意象的运用对小说文化蕴涵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