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海空搜救合作:成就、问题与前景

海冰的融化带来了北冰洋航道的开通愿景,同时也加重了该地区海空运送压力。随着北冰洋海运与极地旅游活动的增加,北极地区发生海空紧急救援的几率不断提升。为了维护安全,完善安保,北极理事会于2011年5月通过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北极航空与海洋搜救合作协议》。北极八国搜救合作尽管有了制度基础,但在救援能力方面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该地区庞大的面积、恶劣的环境、能力的差距,并且还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持。分析北极搜救合作的现状,并针对如何缩小能力差距提出对策,有重要意义。     

北极海空搜救合作:规范生成与能力短板

海冰的融化带来了北冰洋航道的开通愿景,同时也加重了该地区海空运送压力。随着北冰洋海运与极地旅游活动的增加,北极地区发生海空紧急救援的几率不断提升。为了维护安全,完善安保,北极理事会于2011年5月通过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北极航空与海洋搜救合作协议》。北极八国搜救合作尽管具备制度基础,但在救援能力方面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搜救区过于庞大、恶劣的环境、搜救装备及基础设施的欠缺。本文旨在分析北极搜救合作的现状,并针对如何缩小能力差距作出初步结论。     

“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主要争议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和东盟已就"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和单一磋商文本达成一致,正稳步推进案文磋商。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实施过程中各声索国间争议最大的地理范围、法律地位、争端解决以及合作义务等成为"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的争议焦点。从东盟与中国协商南海问题20年态度的变化来看,其立场受南海域外大国影响明显。目前,东盟各国态度虽逐渐明晰,但以东盟"协商一致"为原则基础的磋商机制折射出其对南海问题态度的不断微调;同时,部分东盟国家不断以国家站位单独提出谈判细则与条款,看似统一的整体又混入微小杂音。在中国倡导的"双轨思路"指导下,运用外交谈判与完善区域法律机制相结合的方法,恪守双边平等协商具体争端的原则,中国与东盟及相关国家就南海区域开发合作、法律制度构建以及海洋安全的共同维护等问题,依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习惯法以及双方认可并承诺遵守的其他法律规范,继续深入探讨并磋商议定"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的具体内容、范围、效力、争端解决方式并由此推进南海地区规则体系的构建,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二十年：意义、挑战与机遇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共同努力构建地区规则的阶段性成果和首份政治文件,自签署以来对中国与有关声索国管控海上分歧、增进彼此互信及推进海上务实合作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维持了二十年来南海地区局势的总体和平稳定。但同时《宣言》作为一份政治性文件,其落实并非一帆风顺,既受到争端国之间海上主张和利益诉求冲突带来的掣肘,又面临一些域外国家的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积极推进《宣言》落实的同时,也在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探索构建地区海上规则、实现南海长治久安做出了有益尝试。通过梳理《宣言》谈判过程,可以发现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参考,并为南海海上安全秩序构建、国家间海洋争端管控等提供思路。     

南海搜救机制的现实抉择——基于南海海难事故的实证分析

对IMO数据库南海海难事故的实证分析显示,南海搜救在类型上包括政府实施的搜救、民间实施的搜救和多方协作实施的搜救三类。南海诸国迄今不存在实质意义的搜救合作。国家利益的巨大差异、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条约义务的不一致以及国家搜救实力的悬殊共同决定了南海搜救区域合作现阶段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南海搜救机制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由中国担负起南海搜救重任。为此,须增进中国政府搜救实力,激励引导民间搜救力量,同时谋求与越南、泰国、新加坡三国的有限合作。     

区域竞争与合作视域下的中国南海渔业纠纷

南海渔业纠纷成因复杂,受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渔业纠纷表象下,是多个主权国家及行为体在该地区竞争与合作的"综合产品"。其具体诱因可归结于四个主要方面,即相关法规不健全、渔业合作机制碎片化、域外势力干涉、当事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南海渔业纠纷问题不能片面地脱离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区域内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走向,需将此问题置于南海区域关系变化的舞台上,理顺南海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期在竞争中发现问题,在合作中解决问题。     

构建“渐进式”的南海渔业执法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对资源需求的提高,各国之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紧张局势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如果各国之间能够妥善解决彼此对于资源的争夺,采取对话不对抗、合作不对峙的模式,就有可能将紧张局势转化为各方共赢的局面。南海作为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渔场之一,近年来因个别沿岸国的渔业执法问题而引发的渔业争端频发。在考察现有的渔业执法合作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区域实践基础上,南海沿岸国如果能构建一种"渐进式"渔业执法合作的新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增进政治互信,也有利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问题与中国的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及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阻碍,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共建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突破这些阻碍提供新的路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虽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联合国系统内全球性国际组织参与相对积极,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有限,且部分国际组织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尚存在疑虑。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组织的目标与宗旨对接不明确,中国在部分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问题等。突破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困境,要深入、广泛地宣传“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消除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要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搭建新合作平台,不断寻求国际组织议程与“一带一路”目标的契合点;通过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将国际组织同“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国家之一,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与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土耳其经济优势和投资竞争力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土产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很多合作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中土产能合作方式日益多样,但依然面临多种风险,特别是金融性与经营性风险较为突出。中国应根据比较优势与经济效益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产能合作实效,加强金融合作以破解融资难题、规避金融风险;创新产能合作方式,并注重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建设。     

亚太地区合作与国际新秩序的建构

文章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分析地区合作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影响.指出,亚太地区合作不仅极大地维护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有力推动了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成员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中国对南海国际仲裁说“不”

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了不少公关。据菲驻德使馆网站的报道,菲律宾驻德国大使2013年10月曾邀请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出席亚太使团午餐会,两人就“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裁决国际海洋争端中的重要性,以及柳井俊二主席治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成就”进行了对话.     

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实践研究及对南海区域合作的启示

近些年,海洋空间规划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也逐渐成为各海洋国家合作的新领域。欧洲是目前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开展较多的区域,其实践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世界其他海洋区域合作与治理具有借鉴意义。论题在研究欧洲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概况及个别项目实践的基础上,对南海合作现有法律依据、当前南海形势、我国国内基础以及我国与周边邻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情况等要素进行综合考量,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了与周边海洋邻国进行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基础,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可以成为推进南海区域合作的一种新尝试。     

美国南海政策调整与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南海政策,公开介入南海主权争端。美国的政策调整既增强了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的紧迫性,又加大了两岸合作的外部压力。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现阶段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空间是有限的,推进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宜本着现实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的原则。     

国际反恐合作与新疆稳定

随着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大势的形成,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成为中国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战略措施。文章总结了中国采取的三项国际合作战略措施。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确立了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推进了与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其次,通过与邻国的军事演习协调彼此立场,促进互信与合作。此外,中国还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反恐合作。最后认为国际反恐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国际活动空间被大幅挤压,“东突”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     

“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

“逆全球化”趋势对现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体系产生的影响愈发显现。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作为国际贸易竞争工具,针对我国构建知识产权壁垒。此外,国家间交易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交流的差异也在此基础上成为了进一步加深国家间理解与合作的障碍。在此背景下,还存在我国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面临政府层面知识产权管理布局能力不强,立法层面知识产权涉外保障法律供给不足,人才层面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能力水平不强,国际层面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深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我国应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战略意识,合理布置知识产权格局;完善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充实知识产权竞争反制工具箱;分层次培养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强化知识产权智库建设;构建多层次对话机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制定等。     

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分析

海洋保护区作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被全球极力推崇。其存在不仅体现了全球绿色发展的理念,更表露了国家在构建相应体制机制方面的决心,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卷入海洋争议的国家提供一个缓冲地带。我国近几十年的海洋保护区建设以近岸区域为主,尚未遍及远海海区。因此,若能基于南海海域整体大背景,对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和部分全球已经建立起来的海洋保护区进行分析,从不同层面探寻主权争议海域保护区的设立,则不仅可以为中国未来在南海设立类似保护区提供法律和实践基础,还可以成为对现有海域现存争议予以搁置和平息的手段。     

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十五"以来,我校国际合作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学校被授予"国防科技工业国际合作先进集体"和"全国‘十五’期间教科文卫引智工作先进单位"。我校已与美、俄、德、法、英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高等院校、企业和研究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学校拥有两个"国家高等院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举办了51个国际学术会议;建     

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运用柔性战略管理框架,以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中国际河流涉水合作协议为样本,从合作治理议题数量、合作治理组织管理层次数量与管理机构数量、合作收益（成本）分配（分摊）模式类别等方面分析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研究表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具有明显的柔性特征：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中,流域国主要选择柔性化的多元化涉水合作治理战略,更倾向构建层级适度、机构精简的合作治理组织;同时倾向采取更灵活的选择性激励模式以体现“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