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从“中国体验”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

"中国体验"探讨的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价值观、社会心理、生活态度等精神变迁与状况,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从基本内涵、研究对象、研究特征来看,"中国体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有很多共同之处,借鉴"中国体验"研究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应在建构主体、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实现微观化,关注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变化,重心下移,建构领域微观化。所谓建构主体微观化,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主体按政府公职人员、农民工与产业工人、教师和学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等进行群体划分,通过关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来采取不同措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所谓核心价值理念微观化,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各个环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如此,社会主义价值观才能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的共识与自觉行动。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以民生建设为重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矛盾化解为重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基层治理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构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接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启示我们,开展社会建设与治理要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在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开展社会建设。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内容、技术与基础设施的三维融合：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与价值意义

女性媒介素养被认为是应对媒介空间中的性别暴力、推动女性充分平等地运用媒介进行社会参与的一项基本能力。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不再仅仅意味着批判性审读媒介内容的能力,更囊括理解当下传播环境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底层逻辑,以支持她们通过实际行动为自身赋权的能动实践。具体而言,可以围绕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这两个视角将女性媒介素养概念经验化：一是积极介入媒介基础设施及媒介产品的分配、设计和使用以及深度参与过程的能力;二是理解围绕媒介基础设施所展开的话语建构,深入挖掘其背后所反映的特定社会文化意涵的能力,由此理解女性媒介素养的深层内涵,以提升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并改善其生存状态。     

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加冕与行动框架

[提要]县级融媒体是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的枢纽平台,是打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性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引擎。县级融媒体在坚守媒体属性边界上拓展服务功能,实现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功能平衡。本文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探析了基于乡村社会治理的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内涵、平台定位及其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的底色是“媒体”,既是参与主体,也是互动平台,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充分释放其媒体效能,实现“媒体平台+”政务、商务、服务三足鼎立的平台型融媒架构,通过技术的培养、组织的保障、环境的支撑,建构政府、媒体、社会、市场多元要素聚合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路径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而基层微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面对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诸如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对传统思维方式和实践带来挑战以及政府主导型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变革易诱发腐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要从培育基层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结构以及保障基层群众利益等方面着手,构建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

随着媒体逻辑的动态演进,媒体融合的重心正在从技术维度的渐进式融合转向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其实践呈现出"治理媒介化"这一全新融合表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置于"治理媒介化"这一视野下加以考察,其建设正面临认知失准、协同失效和效能失范三大难题。应然地看,只有将以"治理媒介化"推进媒体融合的功能转向和以机制体制变革释放功能融合的创新力两大路径作为着力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在创新新形势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意认同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五推五促”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紧扣第一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任务,围绕社会协同参与、基层群众自治、网格化服务管理、社区志愿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强化工作创新,狠抓试点成效,充分发挥民政在市域社会治理的骨干作用,认真书写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民政答卷”,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对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所追求的是治理现代化理想图景与现实进路的统一,这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基于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有着特殊的形成逻辑,自发秩序与控制秩序的交织主导着乡土社会,"双轨政治"、"国家介入"、"国家进入"、"乡政村治"、"命运共同体"是其重要的阶段特征。基于现实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进一步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吁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发挥更大效能。为此,需要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上做好制度之间的有机协调,治理过程上实现多维度的整合,治理技术上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共同绘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态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