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全球绿色治理"是否可能?——绿色正义与生态安全困境的超越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安全场域",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是确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正义"观,并以此为基础倡导"生态球权"大于"主权"、"绿色球籍"重于"国籍"的理念,建构相关的国际机制,超越安全与发展相冲突的两难困境,推行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逐步实现全球绿色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论“全球公域”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话语权建构

由于现有全球公域定义的不合理,导致国际社会在面对全球公域治理时出现了诸多思维困境,而这些思维困境又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行动。与此状况相应,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实际行动与话语能力也出现严重不相称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形,提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更为合理的全球公域观和治理理念,对于克服现有全球公域的治理困境,实现人类有效利用全球公域,对于改变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不合理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全球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在平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多重战略,同时积极寻求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空间扩张、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全球秩序深刻演变、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信任赤字呈现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等特点,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迫在眉睫。然而,西方零和思维、全球意识淡薄、信任机制羸弱、舆论环境恶化等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等来推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产业政策,以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过程中,虽有大国赶超的历史经验,但全球化纵深发展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约束,亟待思考破局之道。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当前治理环境的约束特征并提出战略选择。研究发现,直接参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和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助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协调机制失衡和缺乏治理共识等现实约束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进程。研究表明,中国亟待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聚焦价值链重点产业治理、统筹国内外平衡治理和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     

南极资源利用与中国参与——基于自主治理理论的分析

南极资源是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博弈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国际公共资源的南极资源其利益可以由全人类共享。各国在南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贯彻自主治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一系列多层次的南极资源利用的制度规范,规制各国的机会主义行为,是科学利用南极资源、避免“公有地悲剧”的有效途径。南极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作为南极利益的攸关方,当前中国应当从供给新制度、增强可信承诺以及强化监督3个方面积极维护国家南极资源权益。     

北极航运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研究

随着北极地区的冰融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北极航线开通与商业性运营提上了日程。北极航道的开通以及商业性运营不仅会对世界经济格局、航运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的经济布局、能源安全以及航运业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北极航运治理正处在"建章立制"的阶段,中国应积极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北极航运国际管制机制的构建,并且在参与北极治理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北极航运事务治理中的参与度,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     

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本配置与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具体任务。“双碳”目标的提出更是需要我国加速解决重点区域和行业的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本文将发行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地区看作准自然实验,根据《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与《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等文件的相关标准,对2015—2022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根据项目信息进行筛选,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测发行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效果,进一步实证分析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资本配置与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各发行要素的提高促进地区环保类企业新增数的提高,促进资本向绿色领域配置,使得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下降;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期限在资本配置和地方大气污染物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因而需要通过适度提高发行利率、适时增加债券额度、放眼长期收益、合理延长发行期限等对策引导资本向绿色领域聚集,进而加快完成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并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资金来源。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以世界卫生组织为视角

作为国际社会高度协作的平台,国际组织自诞生起便回应了国家间交往合作的需要,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预期。全球化浪潮推动国际组织以更深更广的维度渗透到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揭示了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当下,病毒蔓延尚未结束,世界格局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心。中国应该把握机遇,遵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深度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重视国际组织话语权的构建,促进国际组织功能的强化和完善。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现实背景、核心理念与实践向度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之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局势呈现新的特点,全球治理再次面临深刻考验。对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考察,有助于理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思路,也有益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展现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该论述蕴含着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把握：从原有治理结构看,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领导力缺失;从治理力量看,美国遏制中国引起中美关系之变,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不稳定因素;从外部治理环境看,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改变全球治理力量对比,同时新冠疫情风险叠加了全球治理的脆弱性。面对这样的国际变局,习近平将“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运用到全球治理当中,从以多边主义增进有效国际合作、积极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推动科技自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疫后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     

论北极治理的制度构建、现实路径与中国参与

北极的地理范围构成北极治理制度建设的空间边界基础。在近30年的时间里,北极治理的进程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制度化建设仍存在明显的不足。究其原因,这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北极治理中的适用缺憾密切相关。因此,在总结北极治理演进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北极治理的制度化建设进程可谓是正逢其时。这一进程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拓展中国的北极权益,深化与北极事务其他参与方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需要从宏观层次上的顶层设计、中观层次的制度匹配到微观层次上的策略选择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为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地位提升,以及北极治理制度化建设方向的良性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能力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路径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及中国千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全球减贫事业进入新阶段。但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全球减贫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在：动力维度上,全球发展受阻导致减贫动力不足和赤字增长;制度维度上,新矛盾新挑战凸显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机制失灵;空间维度上,社会动荡和信任赤字交织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治理观,为全球减贫实践提供了更具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思想支撑和实践蓝图。据此,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凝聚减贫合力,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革新减贫机制,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以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从而推动全球减贫治理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基础和精髓——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社区管理政策从社区服务领域逐步扩张到了社区参与领域,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区建设",并且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领域都不断培育并完善社区治理的功能。社区服务与社区参与成为社区治理的两大功能任务。社区服务是社区治理的基础,是社区治理功能发挥的首要任务。社区参与是社区治理功能发挥的动力来源,是社区治理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