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白居易美学思想述略

新乐府运动是唐代中期稍后于古文运动的一个进步的文艺思潮运动.当时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一批诗人,他们以革新诗歌内容为主旨,用新乐府的形式,写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现实问题的讽谕诗,在创作上形成了一个流派.白居易是其中杰出的诗人和理论家.他的美学思想以《与元九书》为代表,是新乐府运动在理论上的集中反映.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提倡新乐府运动的那些作家的诗歌创作,是以促进政治改革为目的的.这个运动在文艺思潮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强调二者的互相沟通,互相作用.白居易认为,无论是音乐还是诗歌,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这种精神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诗歌或音乐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状况:“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声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音乐和诗歌是通过创作的情感因素与政治相通的.“情者系于政”,不同的政治生活使人们     

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与心态

校书郎是白居易登第释褐后所任的第一个官职,任命为校书郎是仕途上很重要的一步.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诗文创作体现了他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也表现出白居易内心向往的闲适心态.此时期的思想和心态为他后来的政治实践和新乐府运动作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     

别开生面的民歌创作──论刘禹锡的新乐府诗

以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为分界线，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唐代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总的来说，便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经过中唐前期到贞元、元和之间，现实主义又逐渐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发生了以白居易为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出现了唐代诗歌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多种多样艺术风格的诗人和诗派相继出现，使诗坛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除白居易外，元镇、张籍、王建、李绅、韩愈、孟郊、贾岛、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新乐府诗人自成一家，各有创造，内容丰…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兼论二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及其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有相似与一致之处,"扬杜抑李"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但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白居易重视乐府诗的现实内容与政治服务功能,因此对杜甫新题乐府虽然评价甚高,但明显存在保留;元稹从古今乐府诗歌的发生、发展、变化脉络判断其演变趋势,看到了杜甫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性突破及划时代进步意义,这不仅表现其认识评价杜甫新题乐府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同时表明其对新乐府运动具有独特的理论建树,在元、白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自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元稹在绍兴

元稹与白居易是诗歌唱和的好友,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他们的诗歌风格相近,世称元白。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疏浚西湖,关心民生疾苦,歌咏西湖,广为人们熟知和称颂。而元稹担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进海味,制定税籍,兴修水利,关心农事,公余登山治水,写下了许多歌咏稽山镜水的诗篇,与白居易竹筒酬唱,却少为人知。元稹字微之,河南     

从“新乐府运动”到“格律诗运动”

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是格律诗向自由体的转化 ,而闻一多提倡的“格律诗运动”是从自由体向格律诗的转化 ,二者是逆向而行之 ,但他们的诗歌主张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的 ,留给后人很大的影响。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就是诗的完美结合。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籍与白居易

白居易诗是中唐又一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人们论其渊源时多注意到杜诗影响，而对于张籍乐府在其间所起承先启后之桥梁与纽带作用则往往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张籍白居易创作主张，特别是在“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的文学核心思想方面所表现的相似性之具体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彼此间继承借鉴、发展创新的关系，揭示出新乐府运动创造性成就的重要内在原因。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元稹评传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小说作家。他生活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日趋尖锐的中唐时期,出身于父老、母少,受异母兄歧视的破落的官僚家庭。他一生中几经折磨,自悲悲人,因而能对当时民众的苦难有所体会和产生同情,写过一些诗歌发泄自己的感愤。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他同李绅、白居易等一道形成了一个通俗诗派,繁荣     

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

白居易作为中唐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边塞诗具有时代背景下的鲜明特色。本文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为论述的主体,对其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力图挖掘出以"乐府"为主要创作形式的边塞诗所具有的鲜明的艺术价值与成就。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创作的致用务实精神

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是研究中唐文学的热点和不可能回避的内容,而发生在同时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精神实质上有无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是什么,各自以什么样的面目(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来表现的?时代的政治革新要求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振兴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中唐时期无论是对革新的希望、疾呼,还是革新失败后的苦闷、寻求;无论是哲学思想上的反思、复兴,还是文学思想上的追求,都充满了革新的要求和革新失败后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中晚唐文学都染上政治革新、儒学复兴、参与现实与文学创新的鲜明色彩."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出现,以险怪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浅俗为标志的元、白诗派的崛起,刘、柳诗歌的深沉与孤峭,郊、岛之音的深入人心,司空图对王、孟、韦、柳的追踪,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的别开生面,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等人对时事的冷嘲热讽,只要认真清理其思想和文学渊源,都不难在中唐政治革新及其社会影响中找到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表现,具体讲,就是以文学干预现实的"致用务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