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语源考证

近百年里,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考证鲜卑语源。纵观考证结果,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鲜卑语言属匈奴语或者是其变种。其根据是,鲜卑曾经成为匈奴隶属。持这种观点者,现在已寥寥无几。第二种意见认为,鲜卑语属通古斯语(即满语)。持这种观点者,作了大量论证,赞成者亦为数不少。第三种意见认为,鲜卑语源于蒙古语。究竟哪种意见正确,持各种观点者,仍在争论之中。     

先秦匈奴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自从1758年法国人德·揆尼(De Guignes)试图证实欧洲匈人是中国匈奴的后裔以来,匈奴和匈人的关系这一问题曾不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然而关于匈奴起源的研究却毫无进展。这可能主要归于两个原因:一,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二,中国文献对匈奴在先秦时期的活动记述甚少。近半个世纪以来,与匈奴有关的墓葬和遗物不断有所发现,为追     

匈奴官印综论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最重要游牧部族之一,自战国、秦汉以至魏晋六朝和中原王朝发生过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历时既长(至少达四、五个世纪),牵涉的地区亦广(从西北以至东北),而交涉次数频繁,尤以两汉为甚,匈奴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有过较大的影响,研究中国古代史、北方诸少数民族史,都是不能避开匈奴的。但匈奴无文字,亦不用文书,历史虽久,但本身未留有文字记录,主要靠汉籍记载,虽     

西安出土“汉匈奴恶适尸逐王”印辨伪

在中国古代北方活跃着一支金戈铁马、驰骋草原的少数民族——匈奴。它的兴盛曾数度威胁着中原政权的稳定,因而成为中原政权攻伐和安抚的主要对象。在与汉民族不断的撞击和融合中,它频频受到中原政权的册封,不断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十分有趣的是这个兴盛时曾有铁骑数十万的强大游牧民族,始终没有形成本民族自己的文字。于是乎每件有关匈奴的文物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1971年,西安永红路公社菊花园群众盖房掘土发     

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

匈奴虽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但自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其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奴隶制国家,便有南北单于庭和龙城之设。确定单于庭和龙城的地理位置对于研究匈奴社会政治及汉匈战争至为重要,故中外学者曾作过许多研究。本文试就单于庭、龙城之今地提出一些新见,未知是否言之成理,望得到诸治匈奴史学者及历史地理专家的批评指正。     

匈奴民族形成发展阶段说

匈奴族源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至今仍未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在《匈奴民族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辩难》一文中,我们曾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考察了匈奴与自然地理环境,匈奴的葬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问题,切断了匈奴与北狄在族源上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匈奴与鬼方、獯鬻、猃狁、北狄同族源说.在此,笔者谨就这一问题再提几点补充意见,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     

左江岩画的族属问题

在广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和平而河沿岸的断岩峭壁上,先后发现古代岩画点六十一处。分布于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四县境内,绵延达二百公里。岩画全部用赭红颜色画成,规模巨大,气势雄伟。它是广西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这批珍贵的古代岩画,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壮族先民创作的。但究竟是壮族先民中的哪一个民族,又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是骆越;有的学者认为是西原族。此外,还有的同志认为是乌浒人,并认为乌浒人不是越族,而是属于僚族(指濮族后裔的僚族)。以上三种不同的看法表明:左江岩画族属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到是越族系统中的哪一个民族,而且涉及到是否属于越族系统。因此,进一步弄清岩画的族属是有必要的。一、关于岩画的年代     

与蒙古族族源有关的匈奴语若干词汇新释

关于蒙古族的族源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关于古代的匈奴人与现代的蒙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蒙古族史学家拉西朋斯克最早认为匈奴人即是蒙古人,以及俄国杰出的学者、东方学家H·R·俾丘林第一次提出匈奴、东胡均为蒙古族的前身之后,已不再是什么新问题了。日本著名的蒙古学家白鸟库吉研究匈奴语一些词汇的结果,也证明了匈奴人就是早期的蒙古族或者蒙古族的前身。这些研究为蒙古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途径。本文选择了几个与蒙古族族源有关的匈奴语词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同时结合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等诸学科重新予以解释,以便进一步证实匈奴人和蒙古人之间的缘源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笔谈) 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

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究竟是一种体系,还是一种指导研究和行动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像先前的哲学家那样,创建一种具有先验性质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观的性质,是否还需要用一个理论系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地再现出来?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方法,是否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日益空壳化,或者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建的多元化,并最终消解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值得讨论。我们刊发这组论文,试图引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期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思考与研究。     

本期导读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频发大疫,对于汉末大疫的起源和疾病的类型,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匈奴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通过这一方式对汉王朝发动“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埋牛羊等行为并非是要将动物身上的疾疫传播给汉军,而主要是一种原始的盟诅巫术,不存在生物战的问题。...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几个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提出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三种不同社会形态;另一种意见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是并列、并行的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书中并没有讲这三种社会形态有先后继承的关系。近年有的同志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种社会形态,是同一封建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或     

有法无法之间——古代关于艺术创作有无成法的认识

艺术生产是一项充满个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文艺创作是否有固定的方法和原则?如果有,那么设法找到它、尽力照搬照套就可以了吗?如果没有,那么研究总结前人艺术经验还有什么用处吗?再进一步问:“有”和“无”之间是否是截然对立、不可逾越的呢?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曾经长时间发生歧异,因此,一般往往认为我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是两派意见:“有法”论和“无法”论,二者是对立的。然而,当我们综观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仔细审视古人全部论点之后,我们又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古代文艺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竟是那样充满艺术辩证法光彩的。探讨总结古人这方面的见解,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是很有益处的。     

“大同”思想渊源考

《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描述,对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有的学者往往把这一记述与自己对上古社会形态的认识结合起来,认为“大同”、小康”两个时代的划分,与我们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关于经济形态的划分,基本上是一     

匈奴社会形态再析

于匈奴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以往的学者大多简单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或者认为其属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或者属于奴隶制社会、或者属于封建社会,还有的认为属于几者的复杂的结合体.通过对很多匈奴墓葬材料的研究,并结合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给以重新检视后可以看出,匈奴游牧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其社会性质并不适用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论“祁连”

<正> 祁连山名属于何种语言,学者意见颇多分歧。唐代颜师古以祁连为匈奴语。《史记》卷一一一《索隐》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法国劳菲尔以祁连为鲜卑语,认为“与含有同样意义(天)之满洲语Kulun,似有关系”。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最初以祁连同突厥语“天”kuk之复数形式Kukler对音,尔后认为来自鲜卑语,“满洲语谓天曰kulun,故匈奴语同义之祁连(kilen)或其原语耶”。日本另一学者藤田丰八以为是突厥语,“惟祁连山之祁连,岂非对此Sθrin(Sirin)耶”。岑仲勉先生则认为祁连与撑犁同一语源,都来自突厥语“天”tangri。笔者以为祁连与天字同源,出于上古汉语复     

蒲立本西域史二题

<正>一、高车——突厥之前的一个说突厥语的族群汉语中的"突厥"(Türk)一名是在6世纪中叶首次出现的,那时他们取代蠕蠕成为蒙古地区的主人,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欧亚草原帝国。他们的起源仍然神秘难解。有的汉文资料认为他们是匈奴的别种,这在过去已导致假定匈奴的语言是突厥语的一种。但这种与匈奴的联系可能仅仅是基于在中国边境地区,突厥在隋唐时期所起的作用与汉代的匈奴相同这一事实,并无其他依据。突厥是从匈奴开始的草原传统政治统治模式的继承者,这也反映在一些重要的文化词如     

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

汉代西北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二者。现在中外学者对军屯研究比较深入,而民屯则有不少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钻研。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在各级田官管理之下的屯民(徙民)是国家的佃客,租率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细究起来似很有商榷的必要。下面我们初步进行一些探索,敬希史学界同志们批评指正。首先,汉代西北民屯(徙民)究竟由什么机构管理?是田官体系,还是郡县体系?我们认为是后者。欲说明此一问题,需从汉代徙民的原始谈起。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早在     

继往开来,将古代文论研究推向新的层次--广东省古代文论研究会2000年会纪要

20 0 0年 12月 ,广东省古代文论研究会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在深圳联合举办了学术年会。大会以“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走向的展望”为中心议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 ,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颇有深度的观点 :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目前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问题 ,大会对此发表了较多的意见。胡经之认为“古代文论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转换 ,涉及共同规律的可以转换 ,但转换必须做很多工作”。周伟民认为“古代文论就是古代文论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界定自己的坐标 ,扮演自己的角色”。杨星映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不是转换 ,而是阐释 ,在阐释中…     

“楚国南界越过南岭”说商榷

<正> 历史上楚国的南界是否抵达岭南?这既是楚史研究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岭南先秦史探索必须认真做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问题弄清楚,才能正确估量楚文化对岭南究竟有多大的影响,真实地复原岭南先秦社会的本来面目.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曾作过系统的研究,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自己对考古材料的理解,认为先秦时期“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大抵在今广西北部桂林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