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下)

三、反思：红学为何反《红楼梦》？综述20世纪“红学”的历史分歧，可以看到一个特别令人寻味的现象，即“红学”就其总倾向而言，是反120回的《红楼梦》，而支持80回的《石头记》的。首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俞平伯。他写于1978—1979年间的《乐知儿语说红楼》一组文章中提出：“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俞平伯所指的“红学”，包括他本人的红学著作。他对于自己亲身参加这一场反对《红楼梦》的论争所取的立足点，深感悲愧与忏悔。早期的俞平伯继承胡适的观点，并为之发扬，他在《红楼梦研究》里曾经认定，后40回是高鹗的“狗尾续貂…     

两书合成《红楼梦》──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思考

写作缘起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的说法已基本成为定论。然而这种雪芹独创《红楼梦》的说法很难解释书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七十余年间，不断遇到其他说法的怀疑与否定乃至挑战与抨击。这些说法若以提出的时序排列则为：第二种，曹雪芹主创脂砚需参与说。提出此说的代表人物是“新红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俞平伯。早在1921年，俞平伯就说：“我想我们不必全然肯定其作者除了雪芹外没有别人”①。到了1964年，俞平伯又说：“我从来不信《红楼梦咄于集体创作，因为不可能同时有好几个曹雪…     

观念与方法:百年红学的启示

20世纪的红学呈现为一种无时序状态,其实质乃是连续不断的观念之争与方法之争索隐派红学由于观念和方法上的失误导致了对《红楼梦》的曲解,新红学刚以其科学的考证方法为红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随着观念与方法的不断变换与更新,对《红楼梦》文本意义的剖析也逐渐引向深入。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能否运用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成为红学发展的关键。     

一九八七年红学研究的回顾——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在江苏红楼梦学会第四次年会上的讲演纪要

一1987年是红学年。在这一年里,红学研究重要的事很多。头一件事是俞平伯先生在香港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谈话。对此,国内一些报刊在86年底就作了报导,引起了红学界的重视。俞平老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如果从美学方面进行研究,则无意义。二、我国近年来红学研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三、《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是集体创作。     

红学史上一大奇迹--论俞平伯治红的三次发现与三次超越

“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 ,他的治红经历曲折多、反复大、忏悔深 ,一生中曾经历过三次“发现”大关 ,每次“发现”都是一次自我否定也是一次自我超越。他以自己治红的经验和体会 ,告诫红学界人 :不能再“自毁长城” ,做“反《红楼梦》”的事了。他的三次大“发现”大“超越” ,使他彻底挣脱了“新红学”的羁绊 ,彻底抛弃了脂砚斋和脂伪本 ,成为学人崇敬和学习的楷模 ;他的思想和精神 ,也为新世纪的红学进程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当代红学史的一个小问题

刘梦溪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红学五题》中的第五节《马克思主义与红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主导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内两本“红学史”专著,一本是郭豫适的《红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新中国红学研究六十年

通过对新中国六十年红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社会历史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等诸种学派的学术特征以及"泛文化"倾向在红学中的表现,在指认上述批评范式不同程度遮蔽了<红楼梦>审美视线因而其诠释维度有限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它们在红学发展史上曾起过的作用,由此可以对红学的突破契机、发展前景进行期待性的展望.     

论红学是文艺学

时至今日的红学研究经历了前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众多的不同流派和学科分支。《红楼梦》是小说，是长篇小说，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用文学的研究方法而用经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历史的错位。《红楼梦》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根本没有什么不解的谜的存在。把《红楼梦》看作小说，按小说的特点去研究。从理论系统说，它属于现代文艺学。文艺学的红学将红学研究从经学研究的迷途引向正途，极大地拓宽了红学研究的范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现代红学，从而使红学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略谈“红楼梦”的人民性

“红楼梦”是一部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它长时期为读者所爱好。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阐秘史……”。(“降洞花主剧本小引”)这些乌烟瘴气的解说,影响得广大读者对“红楼梦”不能够有真正的、全面的理解。五四运动以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以“新红学”家自命,用孤立的、片而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作“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俞平伯则更继承“胡统”,“发扬广大”,不仅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作品、“红楼梦”是曹雪芹个人的抽象的“个性流露”的“好文章”,而竟於一九五○年写的“红楼梦研究”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