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队经营活动述评

处于变革转型期的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要而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首个军队经营营利活动最为严重的时期。回易与营运是其基本形式。终宋一代,军队经营活动不断,主要有三个高峰时期。军队经营活动历久不衰、禁而不止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除社会因素外,与封建制度、宋廷政策态度、养兵政策等息息相关。军队从事各种营利性经营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军费拮据,起到过＂赡军＂作用,但总的看,对军队建设、战斗力的负面作用与影响重大。     

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军队从事赢利性经营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经营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军费拮据,增强御敌备边能力,但负面影响在宋代极为突出,导致军中腐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与宋廷国策、制度多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历史问题。     

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

两宋时期政府对军队的优抚与保障事业高度重视,军队优抚主要有残疾者优抚、阵亡优抚和平时官兵死亡优抚等;宋代军人的保障主要包括军人裁汰的安置、军人的疾病与受伤救治和出征军人家属的安置等.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不仅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西宋代人才地理研究

宋代是江西区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时期.这在文化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江西文化成为了当时先进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我们应该看到,宋代江西文化发达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均衡性,具体体现在人才的地区分布不均上.赣南赣北的江州、赣州、南安军,文化发展较慢,人才分布较稀疏;赣中的吉州、抚州、建昌军、饶州、临江军等地文化发展较快,人才分布较密集.这可以从宋史列传赣籍人物、赣科举进士及赣籍有著作留世者等方面考察出来.宋代江西崇儒尚学的风俗很重;地方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普及;加之宋政府的重用文人政策及个人勘勉治学,使得人才大量涌现.当然,上述几个方面在建昌军、吉州、饶州、抚州、临江军、洪州等地体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会有人才的地理分布不均衡状况.     

宋代的特殊政区——在礼仪圣地所建的军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政区——军。在之后的宋代,宋朝政府主要在一些军事要地设置"军",目的是加强军事防御和治安。除此之外,宋朝政府还在帝王陵寝和国家重要的宗教圣地设置"军"这样一种政区,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加强治安的考虑外,主要是提高当地的行政级别,与当地的地位相称。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与其收取兵权的措施相辅相成，对宋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及巩固新生的宋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助长了军队经营活动之风。这一政策为宋朝士大夫们所推崇。太祖以后的宋朝统治者固守“祖宗之法”，使宋初以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活动成为后代军队无度经营的滥觞，对宋朝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书院及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宋代书院渊源于唐末五代的私人讲学机构 ,是一种制度较为完备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书院在宋代蓬勃兴起 ,与官学、私学、科举制度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演变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书院颇具特色的教学和研究活动、自由争辩和讨论的学风、求真求实的问学精神等等是推动宋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简论宋代出版政策的双重倾向

宋代政府大力提倡图书出版,其出版政策相对宽松。但与此同时,出版禁令范围扩大,管制也更加严格。宋代政府对出版活动的大力提倡主要表现在出版系统的完善和出版种类的丰富两个方面;对出版的管制则主要表现在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与出版管制的方式两个方面。宋代在出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代“军”行政区划二重制研究

军源于唐初,为防御蕃部扰边,政府在屯驻戍边处设置军、守捉、镇等军事管辖区。因军事需要而置的军自宋真宗朝以后淡化了军事色彩,但得到了保留,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宋代军不同于唐五代军的主要特征。宋代的军虽与州、府并列,但数量很少,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显得不成熟、不稳定。同时,存在“州级军”与“县级军”二重制,对此特殊性需要认真关注。州级军隶属本路;若降为县,则隶于州、府,军使兼知县。宋初所置与州并列的军大部分为太祖、太宗朝尤其是太宗朝所建;军的分布最突出的是北方、西北边境的河东、河北道、关西道。县级军两宋皆置,以南宋为多。另外,“军使”为官名,不是州之下、县之上的行政单位。     

试论唐代流刑与国家政策、社会分层之关系

随着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开拓,新拓地区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充实、一定数量的军队驻防,而流刑强制迁徙的特性正好与这种需要契合,从而成为朝廷推行政策的工具。唐代流放地区的指定和被流放人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被流放到西北军镇的绝大多数都是贫民百姓,而流放到岭南、黔中等南方各地的则大多是统治集团中人。唐代的流刑政策对后世的政局也有重大影响。从唐初以来近300年间,大量知识阶层中人的南流就是南方智力积累的重要条件。宋代之积弱,仅就西北一地而论,和唐代的流刑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

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人对他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认为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来自朱熹、陆九渊，功利思想来自陈亮、叶适；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这些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南宋学术的整体认识，所以这些错误有必要纠正。     

北山四先生理学化的文学观述论

北山四先生是宋元之际朱子学的谛脉正传。受朱子文学观的影响,他们本着＂道本文末＂、＂文以载道＂的宗旨,以自然平实、条分缕析的文风,创作了大量理学化的诗文,这些诗文对元代的理学和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刘锜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述论

刘绮为南宋抗金名将，战功卓著。本文考察了他一生中主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如建炎四年的富平之战、绍兴末年的宋金之战、特别是绍兴十年的顺昌之战等影响全局的重要战役，全面论述了刘绮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并分析了这一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形成发展过程及时代价值。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乾淳年间最受欢迎且成就最高的老师。当时多云从教千人，今可考者初步统计仍有219人。吕祖谦门下多出俊杰，或为政治领袖，或为学术领袖。这些门下为宋元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吕祖谦的学术对后代发挥了影响。浙东学术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独立的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时移境迁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现象发生在浙江，而不是朱熹所在的福建，或陆九渊所在的江西以及其他地区，是与吕祖谦的倡导与亲身实践分不开的。今人多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归功于朱熹而忽略吕祖谦，有些数典忘祖，这是受朱陆门户恶争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开拓、改换思路。加大对吕祖谦甚至其门生的研究，甩掉多年门户之争留下的惯性，追寻吕祖谦学术的真成就，追寻南宋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

“理财”在宋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宋时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甚至繁荣程度空前,但是政府却一直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军国所资,咸出于租调”,北宋的田赋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所以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是财政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北宋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比较完备,具有复杂性、多变性等特点;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加拿大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效果及其启示

加拿大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改革调整农业政策形成了现行的以农业“未来增长的政策框架（二）”为核心的一揽子政策。基于生产者支持估计法的评估结果表明：加拿大农业支持政策改革效果明显,形成了以农业风险管理为核心、非风险管理为补充的农业支持框架,创造了一个充满创新与活力、富有竞争力和适应力的农业部门。对于中国具有如下启示：应加快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探索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政府联合构建“一体化”农业支持政策;加快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政策组合,发挥好价格支持与挂钩补贴的互补作用;加强对关键敏感产品的支持和保护,加强对提高农业竞争力、适应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项目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