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至宋代,词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曲子词”有了不同的称谓,如“诗余”“长短句”“乐府”“乐章”“琴趣”“笛谱”等,有的干脆将其简称为“词”。这些称谓,有的是词人对“曲子词”来源、性质的一种认识,有的则为词人的一时之兴。但是,曲子词是一种声乐艺术,其词体由音乐所规范,在唐宋是无疑的。所以,若从明确性质的角度出发,用“曲子词…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宏微结合 见解独到──简评《唐宋词要义》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抒情性的诗词创作占据着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诗歌和曲子词的关系相当密切。具体而言，曲子词是从能歌的诗体中演变生发出来的，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发展、成熟、鼎盛、深化的过程。从时代上着眼，曲子词显然滥觞于隋唐，成熟于五代，鼎盛于北宋，深化于南宋。关于唐宋词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词学研究真是繁荣兴盛，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乔力先生近年推出的新著（唐宋词要义）被列入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推出的《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之中，与读者见面了。笔者有幸得睹…     

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     

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

本文认为，传播方式的发展演变是导致唐宋词内在变迁的重要原因。最初，晚唐五代曲子词专为应歌而作，由乐妓演唱传播，因而形成了曲子词华艳婉约的特色。到了宋代，出版和手抄逐渐打破乐妓传唱对唐宋词的决定性影响，使宋词成为男性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长短句诗体，从而在“婉约”之外更添“豪放”一家。     

论唐宋時期的法曲子

唐宋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也是曲子词创作、演唱的繁荣时期,在当时的佛教仪式上,使用着大量的、与俗世曲子词相同或相似的曲调-法曲子,这些曲调是佛教仪式歌曲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世俗的音乐文学对佛教仪式的巨大影响。文章以佛教仪式歌曲的中国化为脉络,整理出自佛教传入汉地直至宋末这一漫长岁月中的中国佛事歌曲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唐宋时期法曲子作品的曲式、调名、内容、应用等一系列问题。     

《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本书以文化的转换为背景,对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史做了详尽考察,重点论述了唐代文人词与敦煌曲子词的雅俗分流,展现了五百多年间唐宋词的面貌,清晰地论述了唐宋词艺术演变的历史进程。读书既是第一部研究唐宋词艺术专门史著作,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词史专著。     

唐五代词平论

词本是一种配合乐曲歌唱、受到声律规范的新体诗，具有抒情性内容、娱乐性功能和句式长短参差不齐的形式特征，而它的兴起则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词最初在民间流行，呈现着浓厚的俗文学色彩，但逐渐引起文士们的兴趣关注，进入社会中上层，成为他们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和娱乐方式。唐五代词由敦煌写本曲子词、中唐文士词、花间词、南唐词四个部分组成。或者将敦煌写本曲子、中唐文士制作视为词的初发萌生，花间词、南唐词则分别代表着词的真正成熟、文体独立与主体意识觉醒，从而开始朝诗化道路回归。它们在历史时间上虽然有所交迭重错，但…     

汉乐府与清商乐

一、汉代的鼓吹曲与相和歌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这里所说的雅乐是指战国以前的古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诗经》。清乐,也称为清商乐,是指汉魏六朝的乐府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当时的乐府诗。燕乐是指隋唐时代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融合边疆地区音乐并吸收中亚等地的音乐而成的新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初期多半是五、七言绝句诗,随后改变为长短句体,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即唐宋词。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来自民间的音乐主流,而不包括历代朝廷专用于郊庙祭仪的徒具形式的所谓“雅乐”。     

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

确定俗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俗词研究的前提。传统词学多从雅俗之辨的角度论述俗词,认为俗词即语言俚俗的艳情词,当代学者对俗词的定义异见迭出,尚无定论。通过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可以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所谓俗词,其内涵包括题材的适俗性、表达的直露性、语言的浅俗性和审美功能的消遣性,其外延则包括民间俗词和文人俗词两类。     

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

敦煌曲子词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多注意它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关系，而且从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证实它为西北本土作品，较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也忽略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复杂关系。今存敦煌曲子词写本中既有唐昭宗李晔与李嗣周、韩建君臣的唱和之作，还有花间词人温庭筠和欧阳炯的作品。《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所反映的内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画的形象都可说明它们是中原文人的词作。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四十五个，其中三十八个即为盛唐京都教坊习用的曲名。敦煌曲子词很大部分的词调来自中原的事实，更有力的说明了这唐五代早期的新体音乐文学形式——曲子词绝非敦煌的特产。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使中原的新体文学形式即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因子。此种文化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河西地区燕乐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敦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神奇沃土，它不仅始终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保持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步发展。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而且绝大部分是现中原不存有的早期词作，因此可谓弥足珍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敦煌词中的方音释例

敦煌曲子词从题材内容到艺术特征,都有许多和唐宋文人词不同的地方,因此可以称它为敦煌词,在从前的一些研究者中,有人也正是这样称呼的。敦煌词主要是民间词。民间词就必然有一般民间文学的特征,如内容题材上的地方色彩,语言的通俗易懂和方音、方言的运用等等,一般的民间文学有这些特征,敦煌词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在研究敦煌词或其他敦煌民间文学作品时,假如忽视了这些特征     

唐宋词概说

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民歌和外国乐曲有密切关系。唐代曲子词最早也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的考证，较早的敦煌词产生于武则天朝（如《苏莫遮》咏五台山六首）。它们已经具有多样而较完备的艺术形式，既有字数较小的小令，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虽然大多数作品还表现出不成熟的原始状态，但题材广泛，格调清新，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和生活气息。文人依调填词始于唐代初叶，至8世纪前半期，染指者渐多。唐玄宗李隆…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出燕乐是近现代以来词学研究者的基本认识,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隋唐燕乐即隋唐时期的宴飨之乐,其主体来自域外的乐曲与新声乐律。词乐之根本在于燕乐系统的五音二十八调,而唐宋相承的坐部伎、教坊乐则为词乐的基本归属。词与声诗同属燕乐背景的产物,词体独立的关键在于新声妙曲的流行及文人依曲拍填词方法的成立。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

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演进史,常常是彼此分离与融合的历史。词与诗始终是有合有离,从诗词的离合过程可以考察唐宋词的演进轨迹。唐宋词与诗的离合,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初唐至中唐,词变于诗,诗词混合;二是晚唐五代,词体独立,词别于诗;三是北宋,词体转型,诗词初步融合;四是南宋,词的诗化,诗词深度融合。     

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

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是唐宋词的极盛阶段。作为第一个颠峰，其标志是出现了变革词风、扩张词境、提高词的文化品位的苏轼。他一改艳科娱人的旧传统，全面向“诗”的道路回归，抒怀言志，使词深深浸润了士大夫文人的雅致。另一个标志是接受、改造并再发展传统的周邦彦。他专心于章法、语词、典故、声韵等纯艺术的精整完美，建立了可以供人借鉴效法的一套规范，化天然作人工，故号称“集大成”。这两者都给词的继续高度繁荣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敦煌曲子词概述

敦煌曲子词,因发现于甘肃敦煌千佛洞石窟而得名。所谓曲子,在唐代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词。在敦煌卷子中出现的词选集《云谣集杂曲子》,即称所选为曲子。直到北宋,文人把词仍然还称为曲子,晏殊和柳永互相讥诮作了曲子,就是明证。词经过盛、中唐至北宋的发展,为时已经很久,文人学士写作者也已经很多,但是它仍然地位很低,没有入正统文学之列,所以文人虽然自己也在写作,却讥笑别人作了曲子,晏殊讥笑柳永的动机就是如此。     

南朝文化和乐府民歌的城市化倾向及其对唐宋词的影响

民歌是反映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可靠的文学文本资料,而南朝乐府民歌的城市化特征正反映了南朝文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倾向。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城市文化培育了吴歌西曲,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在其中所留下的印记,更在于歌女———一商业化的女性参与创作和传播,赋予了这些民歌独具风味的伤感轻艳之美。而在唐宋两代,南朝乐府城市化和艳情化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特征又借着城市商业发达的社会风气和南朝音乐的继续流传,得以在曲子词的创作中重新抬头,并成为唐宋词的本色以及创作新传统。